从2010年中组部开展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活动以来，已有100多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被委派到地方任职，其中有不少人从司长调任市长。这项干部人事安排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从司长到市长，有助于履新干部成长

　　与“挂职”等传统培养模式不同，“从司长到市长”罕见地采用了“任职”方式。这说明，这批干部的“身份”已经从主管行业的发展带头人完全转变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履职实践中成长提高、在与人民群众的零距离接触中汲取“营养”从而夯实这批司长的执政基础。

　　一是有助于深化履新干部的思想认识。显然，由于这种安排也体现了“基层培养锻炼”模式向“基层成长造就”模式的转变，更有助于履新干部克服“做客”“镀金”等功利性心态，促使他们扑下身子，安心基层。在渐进地适应地方、融入地方、服务地方的过程中，他们会对地方发展水平和民生现状产生更加强烈的感受，会对基层群众产生更加深厚的感情，会对市情国情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会将“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如何领导地方发展”“如何实现宏观政策与基层实际的有效结合”等重大问题的思考逐步引向深入，使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在履职实践中得到升华。

　　二是有助于提升履新干部的综合素质。基层市长的工作自有特殊之处，存在着诸多错综复杂、耗时费力的实际困难。“事非经过不知难”是履新市长共有的深切感受，但岗位职责也促使他们以更加紧迫和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师从实践”和“比学赶超”之中，以实践来促成自我能质的不断提高：在矛盾利益的化解平衡中完善自我，在谋求成效的必要坚持中战胜自我，借助综合事务丰富管理手段，依托攻克急难险重砥砺意志品质，通过掌控和应对复杂局面强化综合能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实战中不断提升为政自信。

　　三是有助于锤炼履新干部的工作作风。履新市长到任后，所思所想、亲历亲为都与司长岗位大相径庭。日常政务经常超出心理预期，接踵而至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局面往往需要他们反复权衡“决策是否坚持了群众路线、措施是否可行”等关键问题。这就要求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作风、查摆问题、锤炼自我，结合廉洁自律、调研督查、扶贫开发、抓点示范、联村联户等履职实践活动，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和先进典型，常思党员义务、铭记党纪国法、践行为民责任，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树立良好的亲民形象，以切身行动密切干群关系，用工作实绩诠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从司长到市长，有益于推动地方发展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历来是我国管理哲学的精髓。“从司长到市长”的任职政策也能够反映出这一特点。地方行政首长从异地选任、跨行业选任的方式，不仅体现了组织对选任干部的高度信任，更有益于履新干部轻装上阵，在地方发展中建功立业。

　　一是有益于地方科学发展。相对于地方干部，履新市长往往能够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站位出发谋划发展，特别是在处理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事件时，往往更能体现出“讲中央政策，顾国家大局”的司长素养。在酝酿出台政策时，既注重具体需求，又注重政策的适用性和普惠性;在编制长远规划时，既能考虑发展现状，又能兼顾空间预留、资源条件、生态承载能力等长远因素;在统筹发展时，既强于整体推进，又善于抓主抓重。这就显著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部署的针对性和落实的有效性，引领地方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二是有益于破解发展难题。由于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在国家机关的工作经历，履新干部大多具备较强的宏观管理优势和人脉资源优势，对于一些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使得他们在碰到棘手事务时，往往能够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在申报重大项目时，他们善于将地方实际需求和国家宏观机遇有效对接起来，大大减少盲目性;在争取政策时，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关键窍门和节点，并善于集中利用各种“正能量”促成突破。通过充分发挥这些特点和长处，进而将工作转化为现实的项目、资金和民生实事，助益地方发展。

　　三是有益于发挥带动效应。大多数履新干部会为地方发展“吹入”一股新风。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工作理念、民主作风、处世方式和勤学善思的良好习惯以及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会在地方干部中造成联动效应，促使其见贤思齐，推动地方干部队伍提高整体素质。同时，履新干部在主抓政策争取、项目申报、招商引资、经营城市等“强项”工作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明显的带动效应。由于方法对路，运作模式合理，这些工作往往可以取得显著成效，能够有效带动全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履新干部到地方任职后，能够超脱于当地“圈子”因素的影响，在干部使用上更好地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任用干部，激发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地方发展尽责出力。

　　从司长到市长，有利于培养执政队伍

　　从司长到市长的任职安排，就是党立足于事业长远发展，对关键岗位干部实施重点培养、重点选配、重点管理，培养造就治国理政人才的必要途径，对于优化干部队伍、夯实执政基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优化执政队伍。在我党长期的执政实践中，我国的干部结构虽然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在来源结构、经历结构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三门”干部多、基层经历少的现实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组织实施这次任职动员时强调：“这次双向交流任职，是着眼于改善领导干部队伍结构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结构进行的一次探索。”一语道破了组织初衷。由此可见，这种任职安排不仅给地方领导班子来源结构注入“新鲜血液”，而且使履新干部收获基层经历和工作经验，符合我国干部从基层锻炼成长的一贯方针，在拓宽干部实际锻炼途径方面亦不失为一种积极尝试。

　　二是有利于夯实执政基础。在我国现行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司长和地级市市长一直被看作联结条块权力范围的中轴线和承接点，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中接作用。落实从司长到市长的任职政策，就恰恰说明了党对这一层级管理的重视。第一，有效强化这种中接管理职能，夯实我党执政的管理基础。第二，能够提升组织工作的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强化我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第三，激励着他们更加踊跃地参与到地方发展的实践之中，在决策与落实中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关注民生，竭力消除脱离群众的危险，进一步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是有利于经受执政考验。我们党要实现长久执政，关键靠人、靠干部素质。“从中央机关选派干部担任基层市长”本身就体现了与干部素质密切相关：遴选的范围是高学历高素质群体，锻炼目的是为了强化执政素质，培养重点是“培养干部素质”，使用的内涵是“用其素质为执政服务”，造就干部以优良素质为前提，鉴别干部又是把素质当标准。这就足证，该政策的核心意图就是强化干部素质和保障特别优秀的干部脱颖而出，是党着眼于增强长久执政能力的深谋远虑之举。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凡事都有两面性。将这批年富力强、正在国家行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精英改换到一个不甚熟悉的岗位上工作，也有可能出现“不服水土”的被动情况，造成“成本”和“产出”失衡。因此，以全面认识该政策利弊得失为发端，研究出台更多的能够实现组织意图和确保人才效益最大化的干部政策，把各种干部人事项目实施好，将有效增强我国执政队伍抗御风险和战胜困难的能力，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陇南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