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的30多年中，GDP保持了年平均近10%的高增长速度。到了2013年二季度，增长速度同比下滑至7.5%，7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环比继续下滑，仅为47.7%，如无有力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似乎还将下行。对此，学术和政策研究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甚至争论激烈。刘世锦等学者认为，由于发展基数、资源约束、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经济以7%以下的中低速度增长，将会成一个常态。而林毅夫等学者则坚持，中国还将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20年，特别是在增速下滑的关口，还是要以投资推动增长速度。一方面，在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 30%的国家里，如果增长速度降低到7%，甚至6%以下，从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阶段上讲，无论是推动的潜力，还是从发展的需要看，乃至平衡财政和吸纳就业方面，都是难以接受的;而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加大投资、地方竞赛等方式来拉起增长速度的模式，还能持续吗?如果不能，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些学者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的人均GDP从当初的155美元提高到6094美元，这是世界发展史上中国模式的奇迹，应当承认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论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当前，还是在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未来，仍然要重视政府主导、地方竞赛和投资拉动的套路。

　　传统增长模式描述

　　我们先来小结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并称之为传统增长模式。

　　30多年来，低成本要素、高投入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形成了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从供给方面描述，大量成本较低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东部制造业形成转移型增长;便宜的土地和其他矿产及能源等资源进入生产和建设领域，推动了经济增长;境外直接投资和技术的进入，扩大和增强了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几乎无节制地消耗生态和环境，实际是透支一下代人的福利，并且将成本转嫁给下多代人而形成今天的利润和GDP;而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各地攀比竞赛，招商引资，主要依赖大企业、大投资、大资本和大项目推动，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形成土地资源和土地财政投入，配之以借债融资进行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以上所述，在供给侧综合形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推动力。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从30多年的增长的需求侧看，第一，出口拉动的贡献较大。1978年时，中国GDP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只有9.74%，2001到2010年，GDP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平均在50%左右，而最高的2006年，高达65.17%。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没有社会成本的生态环境条件，形成的制造业出口能力，被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进口需求所吸收，强劲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二，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特别是出现增速下行时，投资需求是速度的主要拉动力量。1981到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5.5%，1991到2000年，年平均为38.5%，再后来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了2011年的48.3%。从动态数据看，2008年出口增速下滑后，GDP增长对投资需求拉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第三，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不言而喻，GDP投资率的上升，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时超过62%;而2000年—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30年中，居民消费率从最高的 50%左右，下降到了 40%以下。而从2010到2013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和12.7%，增长幅度逐年降低。

　　从上述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供给和需求两侧的描述看，虽然每 10年都有所变化，但是，政府主导推动、劳力土地及其他资源大规模投入、消耗生态环境、出口导向依赖、投资建设拉动型增长模式的特征非常明显。

　　供给侧推动增长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许多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不应当再对过去的模式抱有经验主义的幻想。

　　一个国家，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等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这是增长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揭示的规律。从中国实际的经济实践可以看出，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新就业大学生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成本收益倒挂;而农民工在城市中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慢于物价、房租和房价的上涨幅度。中国不可能违背这个长期的经济规律。

　　从经济增长供给侧的要素投入成本看，劳动力报酬上升，地租、地价和厂房价格及租金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因此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土地稀缺使东部项目落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淡水等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和压力加大;而居民对产权利益的觉醒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使征地拆迁和一些影响环境的项目建设，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

　　需求拉动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目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看，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传统模式中的主要方面，都显得乏力。

　　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趋于衰势。虽然2013年7月公布的出口增长从6月的-3.1%反转为 5.1%，但是，我认为，过去曾经的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不会再来。一是欧洲经济要从主权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的财政开支平衡机制对其经济和进口需求形成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一个长时期中并不会旺盛。二是欧美实施再工业化，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特别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8年的9%上升到目前的接近 12%，这对进口产品将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关税惩罚连连发生，贸易摩擦不断;同时，生态、安全和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日益增多。四是美国也正布局新的世界贸易新战略，从其意图看，弱化WTO体系、稳固充实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TPP，并且与欧洲形成直接的自由投资贸易协定机制，谋求美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其主要诉求。作为世界货物出口规模第一的中国，如果没有相应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的战略应对，这势必将挤压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空间。五是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一方面由于美元等是世界货币，通过获得铸币税利益，将贬值转嫁给其他经济体，增加国内的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并倒逼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可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长时期的趋势。长期看，中国对外出口的环境并不乐观。

　　投资需求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制约和衍生问题。再单纯用2009年加大投资的办法，拉起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只能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失衡，并且重蹈物价房价猛烈上涨的覆辙。一些学者还是将重新拉起高增长的希望放在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的投资上。而且他们在反驳投资主导增长模式应当转向消费主导增长模式的建议时，举证东亚日韩台在其发展阶段中，区别于增长缓慢的拉美的一个特征，即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然而，中国传统的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中，与日韩台的最大区别就是，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热衷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大基础设施，但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其相对就业吸收能力弱，且大资本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创业的挤压所形成的利益大都流入和集中在了政府、央企和其他所有制的大型企业的手中，而没有持续不断地将大部分比例收益形成居民理想的收入，进而变成居民消费的支出能力。也就是说政府主导的投资没有与居民的收入，进而与居民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为何日韩台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居民相应地富裕了起来，而中国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却在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居民收入却相对增长不快的深层次原因。

　　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艰难和复杂性。迟福林等学者提出，要将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在传统拉动增长办法中，当出口受限与投资负作用大的情况下，这一模式转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居民消费←支出←收入←创业和就业”逻辑链条是否改善。

　　首先，消费增长乏力，民间消费不能替代和填补公款消费的萎缩。从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看，今年1到6月为12.7%，7月略微提高为13.2%。特别是1到2月份，在元旦和春节因素而消费增长率较高的月份，增长率只有12.3%。中央严格限制公款消费的禁令，使2013年的前七个月中政府、军队、国企、银行等消费部分萎缩，是导致总消费增长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的增长能补齐这一萎缩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收入集中在非居民部门的流程并没有随之而改变。

　　其次，从收入流程的走向和集中点看，60%流入和集中在了政府金融国企及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居民所得比例很低。全额计算，政府在2012年集中了18万亿元左右的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35%左右;国企职工2000万人左右，工资奖金总额1万亿左右，职工年平均收入5万元左右，而国企总利润2.2万亿元，折旧1万亿元左右，国企收入占GDP的8%左右;金融业从业505万人，工资奖金总额估计 5000亿元左右，职工年平均8万元左右，全行业折旧2000亿元左右，银行保险证券利润总和在1.5万亿元左右，其收入占GDP的4.2%。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业集中的收入占GDP的47.2%。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利润2012年大约在3万亿元左右，折旧大约也在1.5万亿元左右，占GDP的8.6%。考虑国民收入的汇出和其他环节漏出等，非政府国企金融部门外95.4%的劳动力、92%的居民，只分配到了GDP的40%，即20.8万亿元左右，其中农村居民分配5万亿元，城镇非政府、国企及银行就业家庭居民则分配了15.8万亿元左右。这与1988年居民收入达到 GDP的70%、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形相去甚远，也与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到80%比例相去甚远。

　　因此，居民收入比例占GDP比例过低，且高收入者边际消费率不高，而低收入人群虽然边际消费率高但低收入决定了其支付能力有限，是中国消费需求难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无法从出口和投资为重点拉动增长的模式向消费为主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原因。这种格局下，即使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扩大家电下乡和城镇居民家电更新等政策，包括扩大消费信贷，以及所谓用加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等等，都似少源之水，收效甚微，不可持续。

　　净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是凯恩斯框架下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部分的分析实际上也反映了凯恩斯框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余地已经是非常有限了，因为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多少潜力可挖。总之，无论是从供给侧的增长因素看，还是从需求侧的拉动因素考虑，传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备有力和可持续的动力点，如果继续在传统模式下谋求出路，未来长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