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有太多选择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不同的设计，都怀有不同的梦想，也都在寻找从脚下抵达梦想的那条道路。

　　不久前，我读到一组颇有意思的数据，来源于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报告分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实现自我的动力各不相同，中国人最大的生活动力是对子女发展的期望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追求家庭幸福、追求人际优势、追求一生平安、尽力做好本分、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作贡献，分别位列第三至八位，第九项才是追求生活情趣。

　　这个数据意味深长。我们对子女的期望、个人事业的追求、健康的保障、建功立业的梦想，都是生活中沉甸甸的重量，但追求生活情趣这个指标或许可以让我们举重若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生活情趣究竟是一种奢侈品，还是一种必需品呢?

　　我还看过一份《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这份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报告，也被称为《中国休闲绿皮书》。报告里说，大约有33.1%的北京市居民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大约有17.85%的人没有固定的双休日。更有意思的是，80%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如果假期有加倍的薪水报酬，他们宁愿放弃休假而去加班赚钱。

　　看到这些数据，让人想起上世纪初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一个以幽默享誉世界的中国人——林语堂先生，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生活的艺术》。他在书中写道：“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以此来描述中国人和美国人巨大的差异。

　　在林语堂先生看来，历史上，中国人以悠闲的生活方式著称于世，我们不那么汲汲营营，忙于牟利赚钱;相较而言，美国人过分期望事业的成功，过分讲求效率，过分守时，这“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

　　话语中有一些调侃意味，但是，时隔不到一个世纪，中国人在世界上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了。在我们匆忙行走的同时，焦虑和压力与日俱增。

　　林语堂先生曾经坚信：“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他甚至依此推导：“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

　　那么，在21世纪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里，中国人轻逸愉快的哲学还能够帮助我们吗?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先生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个哲学目标，也是一个生活理想。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在整体上追求发展的同时，也提出降低 GDP的增长速度，提升幸福指数的社会目标。事实上，在当今社会里，相比于成功而言，幸福已经变成了更为奢侈的一件事。人们追逐成功，而成功却无法带给个人生命价值的全部满足。或许我们缺少的只是一点意趣、一点闲情，缺少了与家人共处的那些闪光的零碎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所谓成功者的生命版图中填满了头衔和财富，却缺少了灵性和健康。而对我们更多负荷生命重担的普通百姓而言，那些头衔和财富成为了关于成功的简单标签。他们在成为大众心中成功偶像的同时，生命中的荒芜和苍凉却被忽略了。

　　什么是中国人的理想呢?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

　　回头仔细看一看，中国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直至上个世纪林语堂所处的年代，中国人经历过一代代沧桑浮沉，甚至经历过民族救亡的抗争，但是那种达观乐天的哲学基因一直蛰伏在血液深处，一有机会就会浮现于从容的生活方式之中。21世纪，我们迎来了一个生活中呈现多元可能的大时代，但这也给每个人带来了成功奋斗的压力，带来了精神生活的焦灼和纠结。这似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个人成长的代价。“鸭梨(压力)老大”，这能成为我们放弃悠闲情趣的理由吗?

　　许多人会说，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工作负担如此之大，个人责任如此之重，容不得一丝松懈，又如何空出大把时间去悠闲?

　　在我看来，悠闲与时间无关，悠闲是内心的一种发现，悠闲是生活的一种乐趣，悠闲是生命的一种节奏。拿捏得住轻重缓急，忙而不乱，这是一种境界。同样的工作，也许别人力不从心，无法胜任，你却能在重重压力缝隙中闲庭信步，悠然自得，有着不败的从容，这才是个人评价体系中真正的成功。因为从容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工作的紧张，而是内在状态的焦虑。

　　摘自于丹《于丹趣品人生》(中信出版社201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