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洪教授的专著《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现刊摘对该书部分评论，以飨读者。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是我接触过的中文出版物中关于世界经济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身为经济学家的作者使用了一种“非典型”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主要使用数理模型演绎的“典型”经济学方法不同，这本书使用了以宏观、历史、比较方法为特征的“非典型”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发展脉络，对各种重大国际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使得它在关于世界经济的众多中文书籍中独树一帜。

　　本书更大的价值在于它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姜洪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典型道路不同的非典型经济发展道路。读者可能未必同意作者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看法。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真正价值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所有读者都同意它的观点，而在于它是否能引起学术界甚至全社会关于某些议题和论点的广泛讨论甚至辩论。

　　虽然书中关于中国的讨论所占篇幅不大，但我以为，对姜洪书中提出的关于典型与非典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区分进行讨论对我们认清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里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会有很大帮助。

　　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访问教授)：

　　《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一书的面世对确定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的研究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姜洪同志在书中将世界经济变迁、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关系体系联系起来加以整体分析，并且将研究的视野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之中，这是作者在世界经济学跨学科研究方面做的非常有益的尝试。同时，作者的研究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作了深入探索，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对我也大有启发。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我认为，这一研究应该与姜洪同志所论述的“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非典型化趋势”是一脉相承的。

　　姜洪教授以“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为切入口，开创了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研究的先河，希望这一创新视角的研究能够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道路，希望中国能够在“非典型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

　　丁学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姜洪同志的新书《世界经济论纲——典型与非典型发展道路研究》的“自序”里有一句话，引起我的跨世纪联想：“吴大琨先生作为我研究生的导师，对于我研究世界经济的方法影响至巨……吴先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对本书思路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大琨先生 1978年春读到意大利学者 UmbertoMelotti(梅洛蒂)的专著MarxandtheThirdWorld，立刻冒风险予以大力推荐，使该书得以很快翻译出版，这便是当年在中国理论界造成深度影响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第一版)。该书讨论的主题是：马克思基于欧洲历史研究而概括出的四大生产方式——古典的、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只限定于欧洲;而把亚洲几个古老文明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此乃人类历史演进多元化的依据。过去如此，未来呢?

　　因为这个主题在当时的中国太过敏感，所以此书只是内部发行。我当时受于光远等前辈的叮嘱，该书译本一问世便认真阅读，并要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挑战作评论。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主题的深刻涵义仍然有着实际价值，特别是对中国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意义深远。

　　而今，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关键时刻。《世界经济论纲》一书以产业革命的进程为核心线索，对世界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化研究，探索其规律和发展机制。力图找出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大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道路问题提出了新的考问。相信此书的面世，将对中国的发展路径研究和未来战略的探索都有极丰富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