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日，有内蒙古锡林浩特家长反映，他们的孩子原本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学习古筝和舞蹈，但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这个投资1.3亿元，占地2万平米，全盟唯一一座规模较大的校外活动场地挂起了锡林浩特市文体局的牌子，成为办公楼，孩子们就此失去了课外学习活动的场所。为了完成教学计划，授课老师们只能到处寻租新的教室。(5月24日中国广播网)

　　从陕西渭南逸夫小学变身汽车4S店，到四川绵阳为引资拆除香港援建学校……各种教育场所的屡屡被侵占、遭挪用，一次次展现出权力与教育间的扭曲关系。当“以理化人”的教育遭遇“崇尚实力”的权力，前者被迫沦为任由后者玩弄的花姑娘。然而，这难道是教育在文明时代、一个崇文厚德的国度应有的处境吗?显然不是。

　　教育不是任权力玩弄的花姑娘，至少蕴含着两层意味：其一，权力必须尊重教育机构与授受双方的自主性，不得擅自侵占教育经费和场地以为他用;其二，教育应秉承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唯权力马首是瞻，更不能丧失“传道授业解惑”的追求，而视培养了多少官员富翁为成功标准，并借此为荣。然而，这些常识却总是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近些年，民国热持续升温，其中民国式教育尤其为公众所神往。之所以如此，主要源自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一方面，如今权力对教育颐指气使、予取予夺蔚然成风，动辄将原本用于舞蹈培训的场地变更为文体局长的办公室，而汶川地震中那些倒塌的校舍与岿然不动的政府大楼所形成的对比更是惨烈。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青少年的活动中心要归权力、让官员享用?

　　另一方面，教育在权力面前不仅患上了软骨病，一副奴颜媚笑的嘴脸，而且还将权钱交易等官场顽疾移植入“境”，以致于文凭可以买卖、职称需要“按价评定”。当官学两界“宁汉合流”，教育的独立性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翘着二郎腿的局长、为寻觅新场地而犯愁的老师以及愤怒却无奈的家长“三位一体”的扎眼图景。

　　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在于厘清权力与教育的边界，通过制度建构、舆论监督、法律规范来保障教育资源的教育用途、公共场地的公益性，真正做到权力的归权力、教育的归教育。否则，就算教育投入超过GDP4%，即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配置达到北京水平，“钱学森之问”依旧无法求解，诺贝尔奖的纠结照样还要继续。这难道就是我们献给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