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曾提出过很多深刻的改革思想。在改革精神方面，他强调“要敢字当头”，敢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倡要有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精神状态，提倡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提倡要用“明白人”。在改革作风方面，邓小平一直反对拖拉懒散，认为解决问题不能拖，拖是没有希望的。他强调改革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在改革方法方面，他认为改革是一场大试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即一切具体改革措施实行前都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同时要根据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来决定改革措施的步骤和力度;对一时不能实施的改革措施，不要强行实施，而要逐步创造条件，为问题的解决创造好的基础。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精神;改革作风;改革方法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曾经提出过很多深刻的改革思想。细细体会，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最深。

　　改革精神：“要敢字当头”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底拉开序幕的。但就邓小平来说，改革其实早在1974年到1975年就已经试验过一段了。1975年初，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面对“文革”后期的混乱局面，他强调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整顿其实就是改革。针对当时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状况，邓小平在领导全面整顿时多次强调要“敢字当头”。1975年5月21日，他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说 ：“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九、十月

　　间，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敢字当头”，体现的正是改革精神。这种精神，邓小平既对己，也对人。

　　首先，邓小平自己就是抱着“敢字当头”的态度来领导整顿的。他曾被打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并下放江西多年，本应接受点“教训”而有所顾忌，但他全然不顾，而是抓住契机，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他戏称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不怕被抓辫子，不怕被打倒。

　　其次，对各级领导班子，他也要求要“敢字当头”，不要怕这怕那。对于坚决闹派性的要坚决调离，对于软弱涣散的，要整顿加强，“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页。)。在邓小平看来，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这个中心环节抓好了，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只有各级领导班子对各种问题态度鲜明，群众才有主心骨;只有敢于动真碰硬，派性分子才会有所顾忌，才能真正将国民经济搞上去。可以说，正是有“敢字当头”的精神，使1975年整顿取得了巨大成绩。

　　虽然邓小平的整顿举措和改革精神为“四人帮”所不容，他主持的全面整顿也因此中断，但正是这句“敢字当头”，使人们对邓小平的政治品性和行事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敢字当头”既是一种勇气和决心，也是一种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如果每个人都从个人得失考虑问题，怕担责任，怕担风险，那么改革就很难取得进展，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有希望。从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领导拨乱反正和1978年后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敢字当头”的精神和勇气。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领导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时教育战线存在的问题很多，亟待解决。可一些同志思想中仍有很多顾虑，怕跟着犯“错误”。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8页。)，鼓励他们要敢字当头，敢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改革开放后，他始终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倡要有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精神状态，提倡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提倡要用“明白人”。“明白人”有很多标准，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改革的胆识;有胆才有识，因此关键还是要有“敢字当头”的精神。

　　作为改革的领导者，没有“敢字当头”的担当和勇气，没有“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对重大问题犹豫不决，没有准主意，就没有政治号召力，人民群众就不会跟着你走，改革也不会走出新路。当然，“敢字当头”必须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只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改革作风：雷厉风行，果断决策

　　如果改革无法取得进展，一般会有两种原因：一是人们思想僵化或者头脑中还有顾虑，怕犯错误，缺乏改革的胆识，这时候就需要“敢字当头”的勇气和精神;二是思想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但遇事还是拖延不决。主要表现为是对于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该解决而且能够很快解决的事务性问题，不及时去解决，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拖延不决。

　　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属于工作作风问题，拖拉懒散的作风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极不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直反对这种作风，认为解决问题不能拖，拖是没有希望的。在军队整顿中，他强调要“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他强调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在抓精神文明建设中，他强调要“一抓到底”。这些都很鲜明地体现了他“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改革和行事风格。

　　与拖拉懒散的作风相比，对于重大战略决策问题的拖延不决，其后果更严重，会贻误改革时机，延缓发展进程，这也是邓小平坚决不能容许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谈到经济不能滑坡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这句话鲜明地反映出邓小平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同时也反映出他以时不我待的状态抓改革的迫切心情和实干精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一味求稳，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一定的发展速度，使经济隔一段时间上个新台阶。他提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2页。)。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这些都体现了他善抓大事、果断决策的风格。为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当时邓小平谋划的一个大战略就是开发上海浦东。他认为，上海是一张王牌，抓上海是一个关系全国的大战略。他反思说，上海开发晚了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多次叮嘱中央负责同志要抓好浦东的开发开放，目的就在于强调不能再次犯战略失误，丧失发展机遇。

　　改革方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搞改革，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有现成模式可套。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大试验，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改革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有非常清晰具体的方案。只能在大致方向确定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因此首先胆子要大，就是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改革开放初期，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和对外交往的扩大，都对我们的法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修改补充法律成为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但是，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搞一整套成熟的法律制度。邓小平主张：不要等，而要大胆地试。开始可以搞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可以地方先试搞，再制定全国通行的。他特别指出：“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在他看来，不能期望改革会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辟道路。直到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还指出：恐怕再有30年，我们才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

　　在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中，邓小平也都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于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他指出要“允许试”，也要“允许看”，不搞强迫。对于创办特区，他的名言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一个“杀”字充分体现了要大胆闯、大胆试的意思。对于市场经济，对于证券、股市这些有争议的东西，他也强调“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是因为改革不可能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

　　邓小平所说的步子要稳，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一切具体改革措施实行前都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同时要根据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来决定改革措施的步骤和力度。比如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毕竟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因此邓小平特别指出：“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0页。)在他看来，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是必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是，在步骤方面要稳妥，这样可以避免大的震荡。例如，我们根本上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如果一下子实施，一些“文革”后刚刚复出的老同志肯定会多少有一些抵触情绪，因此，作为过渡，我们采取了顾问委员会的方式，这样就比较稳妥。

　　邓小平还认为，我们不可能一次完成全部的改革任务，对一时不能实施的改革措施，我们不要强行实施，而要逐步创造条件，为问题的解决创造好的基础。1982年，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精简机构的同时，军队也在考虑精简机构问题。但当时军队领导体制还没有理顺，有中央军委、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还有各个总部，层次比较复杂。在领导体制没有理顺前，机构改革条件不成熟。于是邓小平提出，可先不忙进行机构改革，“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这次机构改革，军队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酝酿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0页。)。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方法生动地体现了他对辩证法的娴熟运用。

　　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善于从前人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精神资源和智慧力量。从以上三个方面看邓小平如何推进改革，我们可以领悟到：改革要有一股“敢字当头”的精神头;要有紧张快干、善于决断的工作作风;要有既积极又稳妥的辩证方法。这些对我们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不无现实启示意义的。〔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