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勉县勉阳镇舒坪村近50户村民在领取3万元移民搬迁补助款时，被要求上交1.1万元，否则就不能领存折。对此，村主任回应称，收的1.1万元属于集资款，其中1万元用于村上的基础设施建设，1千元为资料费、协调费，并已开会征得村民同意。据悉，目前勉县纪委已介入调查此事，该村村支书已被免职。(8月23日《西安晚报》)

　　补偿款、救济款、赈灾款遭层层挤占、挪用、揩油，这在当下的中国基层，尤其在农村是再正常不过的“不正常现象”，类似事例信手拈来可谓比比皆是：2011年5月，陕西合阳扶贫搬迁乱象被曝光，移民补助款成“唐僧肉”，不仅大幅缩水，每户还被额外收取2500元宅基地费;2010年11月，河南信阳仁和村23名村民联名举报村支书截留676亩退耕还林补助款;2010年9月，广东雷州一移民村村民举报支书虚报人口骗移民补助遭到打击报复……

　　违规挪用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反映出现行补偿款发放模式存在重大漏洞：一者，层层下拨的方式既无谓地增加了中间环节，又使作为“终端经手人”的村干部拥有了任意支配钱款、决定实际发放额的巨大权力;二者，相关政策信息及操作流程的不透明，不仅增加了村民依规维权的难度，也不利于上级部门的监督制约，无法在第一时间纠正此类“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的做法，终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为此，有关部门必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增强发放工作的透明度，因为这不仅对村民有利，对村干部也不失为一种“保护”。就拿这起事件来说，截至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其中一定存在腐败，因此，并不能排除村干部对于县上移民搬迁政策表述——安置户按照每户3万元补助(农户补助2万元，基础设施配套1万元)——“误读”的可能。事实上，即便精明如网民，也鲜有能将“农户补助2万元，基础设施配套1万元”作“基础设施配套资金不在这3万元之内，这些钱应当全部发放给村民”解读的。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财政对于农村各项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欠账”。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不是靠公共财政,而是依赖农民自己。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政投入的城市倾向十分明显，这最终带来的不仅是城乡居民所享受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还有某种观念上的偏差，既认为农村的事，倘若政府财力有限，民众理应慷慨“出资”。这或许才是舒坪村收缴部分补偿款的逻辑出发点——因为“村上的财力不足，所以我们向全体村民集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讲，免职村支书虽能平一时之民怨，却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毕竟，农村要发展，修路、基建、办教育，哪一项都离不开钱。倘若财政不能有效填补其中缺口，那么越能干、越有抱负的村官，越可能干出违规挪用钱款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