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西部省份发生一起因邻里、恋爱矛盾而导致的故意杀人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引起部分群众不满，媒体与网络均有反响。于是，对于此案的再审，该省高院明确表态：“在法律框架内充分尊重民意”。这是“舆论影响审判”的典型案例——媒体与民意、民愤等被视为定罪、量刑要考虑的因素纳入刑法规范适用过程，受到司法“尊重”，进而有可能影响刑事审判结果。

　　“舆论影响审判”对司法公正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媒体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舆论渠道，民意也是社会管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保障舆论顺畅的同时，找到解决舆论干扰审判问题的办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之所以屡屡受民意、民愤影响，其“底气”来自于我国刑法理论对社会危害性与民意、舆论之间关联的某种认可。换言之，我国刑法学通说对社会危害性的理解是偏实质的，而刑事案件通过媒体的报道激发的舆论与“社会影响”往往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理解是分不开的。所以，“民愤”较大、“影响”较恶劣、民意汹涌的案件，容易被理解为“社会危害性”较大，从而反映在定罪、量刑的情节上，成为审判所“尊重”的因素。

　　众所周知，行为才是现代刑法学关注的出发点，构成要件是对行为典型不法的描述。而刑事案件发生后民众的愤怒大多由舆论所引发或导向，既不是行为人行为的一部分，也不是其可归责的结果。以现代法益理论观察，民意、民愤与法益侵害结果也有根本性的不同。舆论纷扰、民心大哗，这些都是人群情绪的体现，这与“法益”概念所包含的体现人们实在利益的对象物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刑法保护的法益是维系个人与社会生存之必要的利益，而不是人群的单纯心理感受。因此，在刑法学的视阈下，媒体制造的民意与民愤既不直接反映行为无价值，也不能体现结果无价值，不能以形式化的样态进入犯罪论。它代表的是实质理性，而不是现代法学所认可的形式理性，因而从根本上不适于定罪与量刑的过程。

　　那么，舆论、民意和民愤是否永远应和现代刑法规范隔绝开呢?答案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舆论和民意、民愤是否具有形式化、法规范化的可能，从而真正被现代刑法学的思维方式所容纳。例如，一桩诽谤案件中，借助媒体之力在受众中产生了某种针对受害人不利的民意，诽谤者因而被定罪量刑，这个过程中的民意显然被纳入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考虑范围，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充当量刑情节;而在一桩强奸案中，同样是借助媒体之力在受众中产生了民愤，嫌疑人因此被(从重)量刑，这个过程中的民意、民愤就既不能充当定罪要素，也不宜充当量刑要素。两者的实质区别在于，诽谤案中舆论及民意的效果本身存在于刑法规范学论域内，可以作为“形式化”元素在定罪、量刑的逻辑演算过程中立足，因而能真正被现代刑法学的思维方式所容纳，其出现在判决书中便是无可厚非的。反观强奸案，对民意、民愤的考虑则构成了典型的所谓“舆论影响审判”。

　　解决“舆论影响审判”问题，当然需要改善司法的外部环境，这很有必要，但还远远不够。“舆论影响审判”问题要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必须继续坚持和深化司法改革，从法律规范与刑法学的源头做起，将改良刑事立法、刑法学乃至刑法观问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使刑事实体法本身对舆论和民意、民愤这类“非规范化”要素具备免疫力，杜绝刑法规范对“舆论影响审判”的容忍。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