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人民对于自身合法财产的让渡，以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等。正因此，对于税种设立、税率确定、税收去向是否合理等重大问题，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监管。从世界各国的治国经验看，民众对于税收的意见和诉求，一般通过民意机关表达，而税收立法权亦是由民意机关而非行政机关掌握。

　　世界宪政史的经典一例是，1295年11月13日，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召集了由400多名教士、贵族、市民组成的新议会开会，就开征新税征求意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代议性议会，史称“模范议会”，并为世界各国的未来议会确立了一般样式。由此可见，现代议会的诞生，正是从掌控税收立法、监督政府财政发端的。

　　事实上，我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也已明确规定，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确立。但在现实中，我国现行的19个税种中，仅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定了法律，其余17个税种均以行政法规为依据。

　　这一反差其实有着历史渊源。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放”了部分税收立法权，授权国务院制定一些税收法规，这固然适应了税制改革的需要，避免了频繁修法的成本，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也出现了相当的负面效应。有统计表明，一段时期内，由于一些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竞相“侵蚀”税收立法权，国家每年因立法混乱损失约 20%的税收。更严重的是，诸多税收立法权长期“下放”，导致行政机关在税收问题上话语权过多，缺乏公共意见、程序正义和民意机关的有效制约，甚至因其难以克服的逐利本能，滋生出扩张政府利益、侵蚀公民权益的后果。有统计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宏观税负涨幅惊人，最近三年已超过GDP的30%，堪称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尽如人意，以及居高不下的公款消费等等，却令人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宗旨产生怀疑。再比如，此次上海等地拟试点开征房产税，坊间的一个重大争议也是，这一税种究竟是为了抑制高房价，还是进一步鼓胀地方土地财政的腰包?

　　我国税制改革行进至今，民意机关已到了全面上收税收立法权的时候了。事实上，根据《立法法》规定，人大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应当及时提请人大制定法律。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判定“条件成熟”，以防止长期“下放”税收立法权所可能形成的“立法惰性”?

　　说到底，在税收问题上坚守立法权限、践行民主程序，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之一，也关系到民众的切身福祉。

　　(2010年第 12期《群言》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