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岁之际，有一件“旧事”总让我无法轻松“放下”：一位基层干部去年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只想跟我“说说心里话，谈点困惑事”的来信，在忙碌过后，总会执拗地跃入脑海：

　　“现在一些所谓‘创新’，有的事前调查研究不充分，甚至是拍脑袋出台的东西;有的才刚刚实施个把月时间，或者只是搞了一下试点，于是乎就大讲大宣‘创新经验’。标题很醒目、辞藻很华丽、文字很对仗，这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创新’，到底有多少价值啊?”

　　在一些地方，一个原本落实工作的“新”举措，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包装”，往高处举，往大了说?

　　很简单，好大喜功。

　　近些年来，在一些发展不快的地方，“大发展”、“大跨越”、“大开发”、“大调研”、“大变化”……不绝于耳，好像不“大”就不足以展示创新之举、发展之功。一时间，各种“大”字句型成为新一轮话语新宠。据报道，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定位之高远、规划之宏大、建设之豪华，令人瞠目。气吞山河的口号、大讲大宣的气魄……这一切，怎一个“大”字了得?

　　“大”字背后，折射出弥漫在一些干部当中的浮躁之气。

　　“大”的伤痛与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大跃进”的豪情曾将我们全民族“大”的狂热推到极致。今天，在动辄大时代、大手笔、大制作的全球化背景下，“大”的狂热经过改头换面，带来了卷土重来的隐忧。

　　有人把全球化形象地概括为一个词——“时空压缩”。意思是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时间和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信息的传递几乎“零时差”。“零时差”的迅捷同时也带给人浮躁，就像电脑的开机速度一样，多半分钟的等待都感到漫长。如此迅捷的时代，也“压缩”了官员对个人政绩的等待期限。对于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各级官员来说，一方面，他们不仅被“与国际接轨”的急迫催促着，另一方面，也被与各地同僚的对比、攀比冲击着。今天这里上马了“大项目”，明天那里启动了“大工程”，后天人家又搞出了“新经验”，凡此种种，催促、对比、攀比的结果，就是焦虑与浮躁，就是自己也按捺不住，唯恐落后地也跟着“大”起来。

　　毫无疑问，这种求“大”的动力来源于官员追求政绩的狂热。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追求政绩的热情对发展一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当这种热情处在一种浮躁、攀比、不切实际的状态，同时他的权力又处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监督的环境中时，权力的巨大力量，就直接推动和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大”字牌的“政绩”。“中国速度”、“中国模式”这些振奋国人的字眼，让一些官员跟着发热，热得找不着北，甚至成了为其“大”字牌政绩开路的堂皇“口令”。借助此番“大政绩”，官员得以升迁，而这政绩是否与百姓的真实需求真实愿望相符，是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符，却是个未知数，也少有人坐下来认真研究，并说点实话。

　　北京人把酒喝多了叫喝“大”了。喝“大”了，就容易兴奋地说胡话。权力大了也容易让人头脑“大”，这一“大”就容易让人飘在空中，以为自己真长了翅膀。根治官员的“大”病，要从决策机制入手，规范权力、监督权力，尊重民意、科学决策，使其求“大”难成;要从考评机制上发力，让那些不在抓基层、打基础上下功夫，专门好大喜功的干部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便宜”可占，让他贪“大”无功。唯有根治了官员的“大”病，才能去掉我们语言里的“大”病。当我们回归质朴与真实，我们将换来理解与信任，赢得掌声与尊重，赢得和谐与发展。

　　新岁之际，有一件“旧事”总让我无法轻松“放下”：一位基层干部去年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只想跟我“说说心里话，谈点困惑事”的来信，在忙碌过后，总会执拗地跃入脑海：

　　“现在一些所谓‘创新’，有的事前调查研究不充分，甚至是拍脑袋出台的东西;有的才刚刚实施个把月时间，或者只是搞了一下试点，于是乎就大讲大宣‘创新经验’。标题很醒目、辞藻很华丽、文字很对仗，这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创新’，到底有多少价值啊?”

　　在一些地方，一个原本落实工作的“新”举措，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包装”，往高处举，往大了说?

　　很简单，好大喜功。

　　近些年来，在一些发展不快的地方，“大发展”、“大跨越”、“大开发”、“大调研”、“大变化”……不绝于耳，好像不“大”就不足以展示创新之举、发展之功。一时间，各种“大”字句型成为新一轮话语新宠。据报道，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定位之高远、规划之宏大、建设之豪华，令人瞠目。气吞山河的口号、大讲大宣的气魄……这一切，怎一个“大”字了得?

　　“大”字背后，折射出弥漫在一些干部当中的浮躁之气。

　　“大”的伤痛与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大跃进”的豪情曾将我们全民族“大”的狂热推到极致。今天，在动辄大时代、大手笔、大制作的全球化背景下，“大”的狂热经过改头换面，带来了卷土重来的隐忧。

　　有人把全球化形象地概括为一个词——“时空压缩”。意思是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时间和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信息的传递几乎“零时差”。“零时差”的迅捷同时也带给人浮躁，就像电脑的开机速度一样，多半分钟的等待都感到漫长。如此迅捷的时代，也“压缩”了官员对个人政绩的等待期限。对于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各级官员来说，一方面，他们不仅被“与国际接轨”的急迫催促着，另一方面，也被与各地同僚的对比、攀比冲击着。今天这里上马了“大项目”，明天那里启动了“大工程”，后天人家又搞出了“新经验”，凡此种种，催促、对比、攀比的结果，就是焦虑与浮躁，就是自己也按捺不住，唯恐落后地也跟着“大”起来。

　　毫无疑问，这种求“大”的动力来源于官员追求政绩的狂热。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员追求政绩的热情对发展一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当这种热情处在一种浮躁、攀比、不切实际的状态，同时他的权力又处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监督的环境中时，权力的巨大力量，就直接推动和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大”字牌的“政绩”。“中国速度”、“中国模式”这些振奋国人的字眼，让一些官员跟着发热，热得找不着北，甚至成了为其“大”字牌政绩开路的堂皇“口令”。借助此番“大政绩”，官员得以升迁，而这政绩是否与百姓的真实需求真实愿望相符，是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符，却是个未知数，也少有人坐下来认真研究，并说点实话。

　　北京人把酒喝多了叫喝“大”了。喝“大”了，就容易兴奋地说胡话。权力大了也容易让人头脑“大”，这一“大”就容易让人飘在空中，以为自己真长了翅膀。根治官员的“大”病，要从决策机制入手，规范权力、监督权力，尊重民意、科学决策，使其求“大”难成;要从考评机制上发力，让那些不在抓基层、打基础上下功夫，专门好大喜功的干部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便宜”可占，让他贪“大”无功。唯有根治了官员的“大”病，才能去掉我们语言里的“大”病。当我们回归质朴与真实，我们将换来理解与信任，赢得掌声与尊重，赢得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