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政体制改革举措的主要目的是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以看出，这是对过去一个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扭曲的一个矫正。

　　以健康的央地财政分配关系，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为中国模式增添新的内容。如何理解中国模式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但正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主导作用明显，逐步培养市场发育，地方政府竞争把经济搞上去的过程中，中国发展了、进步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学者不少都是从正面论证这一“中国特色”的。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十分相似，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主导，重建国内市场和管理，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不同的是，其他东亚新兴工业体的中央政府事实上均是其唯一拥有实质权力的政权，而中国的发展改革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地方首创性的推动。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是指向部门目标政策的，而中国路径很大程度主要是地方性的。尽管把政府理解成一个公共企业家并非新概念，然而将其分解成地方性的企业代理人却是一个新的视角。越是深入到基层，地方政府行使企业功能的动力就越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在实践中，表现为地方政府间的各种竞争促进和带动了中国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

　　良好的央地财政分配关系可促使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向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方向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看来存在不少问题。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必须改变这种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即使我们还不可能一朝完全抛弃，也必须意识到继续这种做法可能使经济和社会矛盾积累下来，为今后的发展埋下隐患。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意在使地方竞争在另一个层次上进行：比谁的市场更开放，比谁的规则更加国际化，比谁的服务效率更高，比谁更加遵守市场“游戏规则”，比谁城乡更加平等、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