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一些大党老党在选战或其他政治斗争中遭遇不同程度挫折、败绩并引发自身政治地位的变化，总的看有以下突出表现。

　　一是社会认同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先驱，推动国家长期平稳发展，实现社会民生大幅改善，但是在新时期也面临新的“认同”问题，需要重新赢得社会认可。马来西亚巫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广大民众的政治关注点和价值判断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会因为怀旧或某个政党的历史成就，就从一而终，而会根据各个政党的具体表现和执政规划来做出选择。

　　二是传统理念与现实政策取向相互冲突。一些发达国家“全民党”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政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执政社会党一方面对于长期斗争和努力换来的福利和社会保障，难以下狠手进行改革，另一方面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只能采取紧缩政策，陷入很大的麻烦。与此同时，执政保守党则在大力削减社会开支、减税的同时，也谋求扩大社会公正、提高社会保障，往往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三是战斗力严重下滑。不少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但战斗力却未能实现同步提升乃至出现下滑的问题。坦桑尼亚革命党自1992年国家实行多党制以来，党员队伍从350万扩大至500万，但是党内思想不纯问题突出，不少党员干部与党离心离德，部分基层党员和干部投向反对派，个别议员在议会中与反对派相互勾结。一些发达国家大党老党则面临队伍萎缩、老龄化的问题。瑞典社民党指出，该党在城市地区和青年群体中难以有效打开局面，队伍日渐老化。

　　四是高端人才匮乏危机。一些国家大党老党虽然成立时间长，但是未能有效解决人才问题，陷入高端人才匮乏危机，使得领导人更换、轮替难以解决党内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问题。在地方层面，党的各级组织也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陷入组织建设无力、行动力羸弱的困境。加拿大自由党 1867年成立，迄今共执政 77年，但是新世纪以来，党内领导层内斗不断，难以产生全党公认的领导人，导致人才流失严重，难以有效参与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

　　国外一些大党老党面临深层次挑战不是偶然的，系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未能很好地处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大党老党长期执政，对取得的高速发展业绩津津乐道，走向自满和傲慢，却对民生问题重视不够，使得自我感知与社会感知差异越来越大，最终陷入“负增长”。在西亚北非乱局中垮台的突尼斯宪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看似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上，实则败在高高在上，不思进取，坐视民怨放大，以至最终被民众抛弃。在这个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经有所醒悟，指出不能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不能过分强调 GDP，而要着力建设一个人民精神满足的社会。同时，该党也强调，作为长期执政党不能一味讨好民意，为少数短期民意所左右，也要坚持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促进国家稳健可持续发展。

　　二是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反应失当。国外一些大党老党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予以重视，或者仅仅以实用主义方式回应社会多样化诉求，以至未能抓住社会主流诉求，遭到不同程度惩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民信教的国家，人口出生率很高，社会结构年轻化突出，导致社会生态随之发生变化。马来西亚2900万人口中45岁以下占到80%，25岁以下占到 50%，广大年轻人由于自身经济社会权益未得到有效体现，反当权者意愿高涨，求新求变心态突出。而在发达国家，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同年龄、行业、阶层的民众利益更加分散，越来越敢于围绕具体的利益提出要求。比如，对网络自由下载、环境保护、反核等相对单一问题的诉求日益增多，导致议题型政党不断出现。那些缺乏鲜明色彩、“无所不包”的全民党对此往往难以做出有效回应，以至力量受到削弱。

　　三是以重视选举替代自身建设。在西方多党民主制下，选举对各类政党至关重要，不少大党老党沦为选举党。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单纯以扩大党员队伍提升选民基础，这种做法短期看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潜藏很大的风险。突尼斯宪盟和埃及民族民主党都是百万人大党，但是在政治风暴到来时，广大党员没有站出来公开捍卫党的利益，以致党在短期内轰然崩塌。一些发达国家大党老党则过于重视形象建设，将精力更多投向领导人媒体形象塑造。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是片面重视领袖和媒体工作，忽视广大党员和支持者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可能遭到其反感。

　　四是对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不够。一些国家大党老党系“一人党”、“家 族 党”或“派 系党”，领导人或领导集体把持一切，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通过斗争的方式排斥“异类”，容易造成内斗乃至分裂，造成人才的流失。一些国家大党老党系选举党，在野期间难以供养大量专业人才，也无法像执政党那样通过职位争取名人加盟;当政期间则可能因为内部利益纷争陷入内斗，造成人心涣散、事业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