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纪委自2008年以来，开展反腐倡廉民意调查。2008年第一次调查就取得了1万多个随机样本，次年起样本数提高到2万多个;且采用有别于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入户填答问卷的方式，而选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还注重调查问卷的口语化。这项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受到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用于重大决策。

　　贵州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民意调查项目负责人方晓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同行对贵州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如此认真感到不理解。方晓明还表示，“有一种声音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适度的腐败，如果反腐败措施过于严格，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政治清廉、社会和谐才是最好的投资发展环境。(9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贵州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做法，其实并不神秘，也没有太大的设计和操作难度。概括起来，无非是几点：注重调查取样样本的随机性和真实性、借助科学分析技术降低误差和人为干扰、因地制宜改进问卷的设计表述。可以说，这几条是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开展相关调查所需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么为什么会有某些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会对此感到不理解呢?

　　上述三点原则，旨在降低误差、排除干扰，也必然造成那种“先入为主”确定结论再来寻找符合结论要求的样本的调查无法开展。联系到贵州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民意调查项目负责人方晓明受访时对那种错误观点的驳斥，可以认为，发出“不理解”声音的某些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所持的观点正是“反腐败措施过于严格，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这些人希望将反腐败攻势控制在所谓的“合理”、“适度”的范畴内，因而本能上抵触排斥超出其预先控制的反腐机制安排和技术方法。

　　贵州省纪委的官员驳斥了前述错误观点，但力度仍有不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适度的腐败，如果反腐败措施过于严格，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这样的奇谈怪论，是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发明的(其完整表述是，发展中国家迎来经济快速增长时，来不及实现行政架构的优化、审批程序的改进、反腐败的深入，因而要容忍企业为抓住市场机遇而开展的不规范做法甚至是违法做法;反过来，如果反腐败抓得过严，可能导致企业错失市场机遇)——此种观点首先是一种静止而非动态、发展眼光看问题的观点，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怎么始终都需要宽容企业所谓的“不规范”、违法做法呢?其次，是一种孤立看问题的观点，持论者只强调采取不规范做法的企业的“苦衷”，却有意遗漏了这种不规范乃至违法的做法，对其他市场主体而言，显然是不公平性，必然诱发恶性循环，导致更趋恶劣的效仿，最终导致市场体系的名存实亡。第三，即便在经济的起飞期，严厉的反腐败所影响的“发展”，其实是本来就不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发展”的主体通常是官商勾结等非法利益传输搭建的利益共同体，越早清理，越有助于实现正常的、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