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卫生部医管司副司长孙阳做客人民网。孙阳称，“确实，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同时，孙阳还称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难题，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并讲述了一个自己在澳大利亚游历期间遇到的事情作为佐证。(6月15日人民网)

　　看了卫生部孙副司长以上的言论，很容易让人想起前几年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说的“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一个“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比较突出”，一个“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同是卫生系统的人，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岂不是互打耳光，自相矛盾吗?

　　然而，只要仔细想想，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言论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孙阳所说的“看病难、看病贵”是指中国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我们每年有那么多人看不起病，每年发生那么多“无钱看病等死”、“无钱看病跳河”的悲剧，说中国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应该毫不为过。而曾其毅说的“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是一个中国官员的真实感受。“看病全额报销，住院星级服务”，中国官员享受着全方位，立体式的医疗服务，这难道不是“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吗?

　　诚然，相对其他民生问题来说，完完全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确实是道难题，但是，是难题并不等于就不可解决，姑且不说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道难题，先扪心自问，我们尽了最大的力去解决吗?我们做到了基本的医疗公平公正吗?

　　我们每年的GDP都高速增长，可我们医药卫生投入却长期止步不前。世界许多国家用于医药卫生的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我们只有2.7%，而且，就这么点投入，少数权贵还要霸占大部分。不舍得投入，紧张的医疗资源还极度不公，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能不是“世界性难题”吗?

　　我们每年的“三公消费”高达9000多亿、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每年年底的财政都花不完，需要突击花钱、我们政府部门的大楼一幢比一幢漂亮，豪华，把钱都用在“吃喝玩乐”上，群众的医疗卫生会不是“世界性难题”吗?

　　其实，在已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世界国家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典范。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但全民免费医疗，患了重病还有补贴，1973年颁布的《健康保险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同等机会的医疗保险，所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和公民(包括新西兰公民)均可申请一张医疗卡(MedicareCard)，持卡者可免费在私人诊所及公立医院得到医疗服务。为了让所有澳洲人买得起药，澳洲政府同时实行“药品补贴计划”(PBS)，凡退休者和领取社会救济者(包括子女)在购PBS范围内药品时，不管药品实际价格多少，每张处方只需付费4.6澳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是公平公正地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孙副司长把一个澳大利亚司机约了一个胃镜，如果明天不去，再约就得等一段时间来佐证“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难题是在用“放大镜”看人家。如果不是急病，失约再排队等检查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澳大利亚可不象中国，医院有熟人可以插队。而等得时间长会有很多原因(比如这段时间约胃镜的人特别多)，拿这证明人家也“看病难”毫无说服力。

　　“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这是网友对某些善于忽悠民众的部门的调侃讽刺。显然，卫生部就属于善于忽悠民众的部门：你说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他就用官员的感受忽悠你“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当“看病最不难，看病最不贵”忽悠不下去了，他又用“看病难、看病贵是世界性难题”来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