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渔著 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第二版

　　编者按按 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中，有一条是公民素质明显提高。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不断开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离不开国民的高素质。如何提高国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提高国民素质有何关系，一本从哲学角度探讨国民素质的图书《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邀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解析。

　　素质取决于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王强华

　　思想界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基本问题，物质决定意识的常识让我们遗忘了另一个常识：人也是物质。人改造世界的主观意愿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从改造世界的客观条件来看，人也是物质，是其他物质条件的主导。因此，人具有双重属性：人本身的物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识性。和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相比，影响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是人的因素，而不是体制、文化、自然环境等别的客观物质条件，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并不矛盾。因此，把人的作用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地位，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并不矛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惊人的事实。

　　在相似甚至雷同的客观环境中，素质不同的人做事的结果迥然不同。因此，在承认客观环境影响的有限性的前提下，要改造好世界，必须先改造好人。那么，如何改造人，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不比西方人智力差，我们学习知识的能力不比西方人低，但是，我们的理论抽象水平和创新能力跟韩国、日本、以色列这样的国家相比，差距是明显的。现代科学建立后，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从拓扑学、模糊学甚至到元素周期律，绝大部分的公式、定理、定律等抽象理论，都罕有中国人的贡献;现代工业的核心技术，我们都是模仿的多，自创的少。这是我们的思维缺陷造成的，体制、文化的影响只是思维模式这个根本因素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国民素质亟须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赶超世界的可能;而国民素质是否提高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有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把国民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归结为历史环境和文化曾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总是把事情的成败归咎于客观环境而缺少自省，失败了总是找别人的理由，找环境的理由，这种陋习让我们无法实事求是、无法孜孜不倦探索真理。这种思维上的缺陷，严重影响审美和文化的健康扬弃，导致国民素质很难大幅度提高。

　　根本因素是思维的习惯和定势

　　中国社科院思维科学研究部主任 孙晶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是一本从思想源头――思维去探究国民劣根性的哲学书。作者认为，决定国民素质高低的根本因素是思考问题的习惯和定势，即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稳定的思维模式。模糊、混乱、僵化的传统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这个观点对哲学界和思想界是一次冲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为提高国民素质提出了新方法，为中国进步提供了新思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们发展了经济，但国民素质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提高。楚渔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西方的思维模式差别很大，严重影响国民素质，阻碍中国的进步。那么，我们当前最需要迅速改变的究竟是什么?楚渔给出了答案：我们需要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楚渔对思维模式的定义是一定文化背景下长期养成的思维定势、思维习惯，包括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它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思维方式、思维方法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思维模式也就是思维习惯、思维定势是有共性的，我们探讨的是共性不是个性。

　　2011年，中国社科院正式成立了思维科学研究部，这是1985年前后，钱学森倡导思维科学研究但之后不了了之的再次延续，我们希望能为哲学的工具论发展提升一个高度，能从根上做起，提升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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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习惯和价值观相互影响

　　《求是》理论部副主任 李文阁

　　我认为，思维习惯影响价值观，也影响国民的素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把思维方式作为中国近代为什么落后的根本性问题，确实抓住了一个根本。从近代以来，可以说就是中西文化碰撞，我们学习西方的制度，逐渐自我变革。我们从五四以来一直在破除传统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本身就包含价值取向。但是我觉得到今天，这个工作仍然没有完成。传统的思维习惯，像书中所谈到的模糊型的思维、混乱型的思维、感性思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存在。如情大于法，像实用主义，中国人讲天上的天鹅不如手中的麻雀，就要看眼前抓实用的东西，这种意识我们随处都能看到。因此，如果不认真对待我们的传统，来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从思想最深处，按楚渔的话说，从源头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将来很难说。必须看到今天真正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今天的思维习惯，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西方是从海洋文化、半岛文化发展起来的，讲究理性计算，和他们的那种环境有关系。中国人也有理性精神，是一种实用理性，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并且，西方人后现代批判的理性是在理性精神深入骨髓之后，已经成为它的传统思维之后，那种批判并不影响理性精神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作用。而我们却跟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是在我们的理性精神没有树立之前去批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理性精神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于理性批判流行的时候，重新提出科学思维、理性思维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它的价值和意义非常重大。

　　哲学要多关注我们民族的东西

　　《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鉴传今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石激起千层浪，原因在于它以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语言，告诉或提请人们思考一些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民族血液里的一些东西，那就是究竟是什么决定我们国民的素质。在我看来，这本书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思维模式，这是楚渔特别强调的问题。他讲思维模式不是一般思考问题简单的方法。尽管有人对他的概念提出了一些质疑，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反复引证了维特根斯坦那句话。维特根斯坦当时讲现实和理论的关系，讲得很明确，选择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思维方式，选择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思维模式应当是一种哲学的观念，不是我们平时思考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这就牵扯到学问之道。中国的传统讲得很明确，学问有道有术，术因道立，道因术显。但是中国传统往往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重术轻道，这是导致我们理论思维不够发达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所以，楚渔提出思维模式这个问题，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准确，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

　　2.楚渔在这本书中说，中国问题应当是从宋代开始，中国思想出现了衰落。这个看法和学界看法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外国人近来对我们的思想有一个研究，认为唐宋是思想转型的时期。楚渔在书中没有展开，这肯定是很重大的问题。

　　3.这本书以及后来在接受采访中，楚渔反复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就是所谓“先秦精神”。如何理解“先秦精神”?他的理解，也就是这本书得出来的结论，即尚力、尚武的一种精神。楚渔对先秦精神的概括是否有理由，该怎么来看待，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一个核心性的问题。这点是相当重要的。

　　4.写作的方式。不被人明白的思想很难说是思想。近年来，哲学由于学术化的提升，我们在哲学研究方面出现很多问题，以至于学者写的著作脱离了生活，脱离了民间，这是学者面临的很大问题。像楚渔这样一种最直接、鲜活、生动地展示思想魅力的作品，在当今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觉得这本书的写作方式非常值得推荐。

　　从思维习惯思考国民素养是创新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室主任 霍桂桓

　　我一直关注思维方式的问题，但是楚渔从思维习惯去思考国民素养的根基是我没有考虑过的，是创新。他谈到的一点给我很大触动，那就是说话跑题。说实话，我在上大学哲学系本科的时候，我们系讨论问题时，已经表现出这种情况了。大家本来谈这个问题，谈着谈着就跑到另外一边了。我们现在一直办中国文化哲学论坛，本来大会的论题是很集中的，指定谈什么，结果谈着谈着就跑题了。为什么说这对我是一种启发呢?它是不追求准确、精确、严密的，追求动，很容易就跑了。其实这是种思维方式。

　　哲学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天国里面的抽象的游戏，应该是植根于生活的，没有对生活的感悟、体验、提炼，恐怕很难在哲学上有所创新。我赞同《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本书的风格、特点。直接来源于生活、鲜活的东西，才能深刻。

　　反思中国思维方式、西方思维方式，我认为有两点是做文化哲学的要害。第一什么是文化?文化说不清楚，自己的对象没有，你做什么呢?第二是哲学，我们从什么角度研究文化，没有说清楚。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其实在起首的时候，甚至可以追述到先民，就是文字出现之前或者从文字出现之前到文字刚刚出现这段时间，在那段时间，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中国思维方式里面的精确，基本上都在于纯粹器物层面上，甚至可以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叫奇技淫巧方面，根本入不了大雅之堂，不能进文化主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中国文化传统体现出来的中国思维方式，跟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正好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讲循环，讲过程，讲生成，《周易》一开始就讲生生之谓易，是讲动的，是讲变的。西方不是，西方一定要定，先定住，完了之后抽象化、形式化，尽可能通过严密的推理，它从已知出发得出未知。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尤其在原初的生存环境里，在对他的行为，对整个生存方式的塑造上，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思想构建不能只依靠哲学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聂锦芳

　　现在国学非常热，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在学界和整个社会呈现很大的震动。我在想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厢情愿来对传统进行反思，怎么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最后又重新颠倒了呢?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反思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近代落后，从思维方式这方面去找原因，这应该是一种非常高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由学界，而是由实践家、企业家，特别是身体力行的人，从自己的感受当中提出来，就有实际的价值。这是我感佩的一点。

　　现在面临很大困难，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方向。现在全方位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分成不同的职业和不同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单一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很可能从专业角度是非常深入的，但是从整合的学术探讨，可能就非常不够。

　　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文明肯定也是很大的。他认为这样一种文明找不到自己的出路。物质层面的问题解决之后，精神层面的问题将非常难解决。因此唯物史观和后面整个政治经济学，就有两个方面的限制。换句话说，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质疑有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

　　这个对我们当代思考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资本的时代，资本的弊病并没有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他率先进行批判。作为一个德国培养出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康德、黑格尔他们培养出来的思想家，是以康德、黑格尔为榜样来反思德国的理论思维批判，因此他对德国国民性的批判非常重要。他说英国有工业革命，法国有大革命，德国只能奉献思想。但是他本身的思想过程，就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看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政府、工业、技术之外，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以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和反思，来参与现代化的推进，形成了很大的力量。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这些方面非常欠缺，特别是像楚渔这样有实践经验，有深刻的感悟，然后参与理论本身的缔造，是我们欠缺的。

　　我有一个想法，不同行业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和感悟出发，来共同参与中国当代思想建构，这可能是中国将来思想和哲学发展的方向，而单纯靠哲学家本身很难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思维习惯是影响国民素质的根基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 程广云

　　楚渔提出的思维模式应该更多是归结到微观层面的研究。过去我们讲宏观和中观层面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微观层面研究，我觉得涉及思维方式，比如跟西方比，为什么中国人逻辑思维方式不好，《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这本书里主要讲了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思维方式还不光是李约瑟所强调的缺乏归纳思维，演绎欠缺，思辨也欠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逻辑成分很少，对后世影响不大，更多可能是带有一种修辞思维方式。比如说《周易》里面大量应用了象征思维，还有类比思维，阴阳方、五行说，建立了一种模型，把东西按照类比的方式、象征的方式往上套。这个危险性在于解释力是无限的，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解释。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表面上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现在谈中国落后还是很有必要的。很多人不太相信中国落后，从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民族自信心提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落后这样的提法还是有一点警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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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教育始终只是伦理道德教诲，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意识形态教育，哲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灌输的世界观、方法论，所谓启发也是灌输了另外一个说法。所以这个教育模式造成中国人思维方式，就是楚渔讲的僵化的教育和这种思维习惯，应该是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思维习惯和教育都影响国民素质，前者是根基，后者是手段，都值得进一步去研究。

　　思维革命是治本良方

　　湖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王开林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美日益富强，而以古代四大发明自傲于世界之林的中国却日益劣败，其症结何在?

　　楚渔帮我们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陈腐僵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羁绊了中国人的捷足和飞翼。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重独赢而不重双赢、多赢，重独乐而不重与人乐乐，重收敛而不重张扬，重随俗从众而不重独立特行，重守旧而不重变通，重明哲保身而不重急公近义，重谋略而不重技术，重写意而不重写实，重四书五经、祖宗家法而不重新知识、新思想、新风尚，即使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放低身架交纳高昂学费向西方看齐，也是仅得其皮毛，轻弃其根本。陈腐僵固的传统思维模式造成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不靠谱，限制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精神。

　　近代中国智者把国之不昌、民之不智诿罪于技不如人和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这当然是一种既省心省事又不伤己惹人的好借口，殊不知任何体制的设计和坚持都是由思维模式决定的。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交相作用，改变了法国人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标榜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因此脱胎换骨;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人的思维模式，所以他们主张虚君立宪，借此摆脱了专制的魔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独立后，一大批崇尚西方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精髓的贤哲同心合力设计出三权制衡的制度，使一个移民国家不到两百年时间就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先有思维模式的革命，然后才会有体制的变化，这种革命往往流血最少，甚至不流一滴血。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即使照搬别国的先进体制，也会弄出个四不像八不如的怪胎，毫无绩效可言。

　　鲁迅的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显示出智者的信心和希望，但无奈“阿Q精神胜利法”根植人心，至今仍是许多国民的“取胜法宝”，这种悲哀不可谓不大。世间究竟有没有不流血的革命?楚渔告诉我们：思维革命才是治本的首选良方。要颠覆和改造陈腐僵固的传统思维模式确实任重而道远，但这是一条光明路，只要我们披荆斩棘往前走，就可望在前途见到无限美好的风光。

　　■资料链接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2010年1月出版，现已再版一次。在人民出版社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之后，江西社科界、湖南文艺界、厦门大学、上海社科界、四川社科界、中国社科院、贵州大学、西安学术界、中国科学院、岳麓书院等学术机构，先后举办了研讨会。社会各界也组织读书会，例如北京大学等20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太阳鸟游艇公司、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开展了大范围的读书评书会。全国数百家报刊刊发了书评和反思文章，各大门户网站也对该书进行了连载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