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德状况，有主流有支流。就主流而言，是向上向好的;但支流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需下大力解决。本文对认识中国的主流道德水平，把握支流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颇有助益。

　　——编者

　　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必须辨识主流与支流，区别现象与本质，分清主观与真实，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坚固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主流道德的形态和特性

　　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涵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先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内涵。

　　由此可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的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和最基本的道德形态。评价中国社会主流道德，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更无法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无须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催生并涵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蓬勃生长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

　　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不断纠正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

　　对于中国这个不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是利益链条的附着物。但较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是我们必然付出的成本之一。随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市场经济就会生成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道德规范，道德失范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非中国独有。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中国处于相近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皆难避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20世纪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动荡时期的道德危机，疾呼“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要部分归因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弊端的猛烈批判。这些都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制度无关。

　　新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造成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道德焦虑

　　当前阶段，受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影响和外部经济利益驱动干扰，新媒体偏好负面消息，热衷炒作，追求耸人听闻，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人肉搜索、各种各样的“门”，你方唱罢我登场。久之，似乎这些就是主流、人人皆是如此。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新媒体具备互动和反馈的功能。人们在接受庞杂信息的同时，来不及筛选过滤，就已经被裹挟其中，同声应和，从众而云，慢慢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道德行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美德都体现在不为人知的细节里。只不过主流道德行为构不成新闻，不为媒体所传播，被湮没在负面的信息里。这些看似普通的道德行为，恰恰是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坚实根基，就像空气一样，平常得无法感知，却又须臾不可缺失。

　　在突发灾难和重大事件面前，中华民族彰显了喷薄的道德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貌

　　灾难，是对一个民族道德的砥砺，更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度量。从汶川到舟曲，从玉树到温州，一声声心痛泪热的祈福，一幅幅震魂撼魄的画面，一次次生命重生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厚积薄发的“道德井喷”，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书写的“道德答卷”。

　　志愿者，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志愿者精神，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动辄上百万的志愿者热情参与，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80后、90后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

　　一个公众捐款可以超过百亿元的国家，一个因排队献血人数太多导致交通阻塞的社会，一个为同胞的遭遇同歌共泣的民族，其主流道德的高度，必当仰视。

　　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正是植根于全社会深厚的道德土壤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些道德模范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平民英雄”，他们的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不断标高社会主流道德，同时也被主流道德所涵养。“当代雷锋”郭明义与他微博上的300多万粉丝，正是道德模范与道德主流关系的生动说明。

　　道德模范不是孤立出现的，更不会绝缘于社会，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植根于脚下广袤的道德土壤。

　　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关注与抨击，恰恰证明了公众道德需求的增强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20年前，青岛，一位农民工挤上公交车，被一位大学教授呵斥：“你这么脏，滚下去!”这条新闻当时少有人关注，那位教授当然也没有被“人肉搜索”。今天，福州，一位衣服汗透、裤脚有泥的农民工上公交车后，面对空座，却选择坐在地上，以免弄脏座椅。视频传到网上，围观跟帖者超过10万，“农民工兄弟，你也是城市的主人”的隔空喊话令人感动。两者对比，凸显了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每一起不道德行为，都像一面镜子，正面是丑恶，背面是良知。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关注与批评，也是一个公民道德自省和道德修正的过程，这种道德的陶冶，不亦善哉?

　　(涧青摘自《辽宁日报》2011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