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每当谈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话题，人们的第一反映就是：我们究竟“富”了没有?这里有一个标准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是先“富”起来的人，如今万元户比比皆是。当然，如果跟李嘉诚比“富”，那又贻笑大方了。可见，“富”是动态的、相对的。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到2007年达13785.8元，比1978年增长39倍多，年均增长1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年均增长7.2%。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比过去“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我们现在的“富”，只是小康之“富”，不是宽裕之“富”，更不是发达之“富”。

　　中国人讲究“饮水思源”，如今被人们引申为“致富思源”。那么，我们致富的“源”在哪?抛开现象看本质，除去表面抓实质，说到底，我们今天的富裕生活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靠的是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的事业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么喜人的局面?我们怎么可能解决温饱走向小康?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国家将动荡不安，又谈什么致富发展?溯源思富，富非天赐，富非神赋。那些求神拜佛的人也该清醒清醒了!既然根源找到了，不妨对党更信任一些，执行政策更坚决一些。

　　尽管先贤们赞美“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但我却敢断定，宁肯不当君子也愿意致富而不安贫的人还是多数。善良的人们认为，不论是谁，只要富得正当，富得仁义，就没的话说。当然，有了钱花在哪里，是衡量一个人精神境界的坐标。从“穷则思变”到“富而思进”，是我们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也是我们更高层次上的追求。

　　《史记·货殖列传》里，用116个字记载了两千多年前一位“用铁冶富的”蜀卓氏。姓卓的先人是赵国人，秦灭赵以后被流放蜀地。在流放途中，别人都争着贿赂主管官吏，以求近处安置。但独具经济头脑的卓氏，却希望迁往适合发挥自己经营才干的远方——岷山脚下的临邛。他就在那里用山上的矿石冶铸铁器，积累的财富超过滇蜀所有的百姓，生活娱乐设施能跟国家的君主相比。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蜀卓氏是古代以经营工商致富的典型，富得合理合法，让人口服心服，司马迁能把他记载下来，也算得上是慧眼独具了。蜀卓氏的结局虽未写明，但我觉得他大体上不会招致横祸，而能泽及子孙的。

　　富裕，是人类奋斗的永恒主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为此，社会有关部门应对先富起来的人进行正确引导，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他们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给他们以展示自我才干的机会;对他们富余的资金，可以帮助选择更好的投资方向，或者进行扩大再生产。我们的舆论导向则应该大力倡导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人们自尊自爱自重的高尚情操。那些先富起来人更应该注重加强自身的修养和素质的提高，用智慧创造丰富多彩的文明生活，成为引领当今社会生活新时尚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