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提出“三化同步”的新理念，这是对“三农”工作的重新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一次牵动全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三化同步”的核心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同样发展、同时发展。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农村是农业现代化的载体，三者互为依存，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寻找、发现、建构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农民不能成为农村改革的旁观者，要成为推动者

　　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自己，也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农村改革的主体、主力必须是农民。但是近年来农民对改革的热情逐渐消退，成了改革的旁观者。

　　1.有些改革行为让农民利益受损，农民无心参与。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实惠，但算总账恐怕只及“圈地、圈钱、圈人”三圈的N分之一。一是圈地。30多年来，近3亿亩土地被廉价征收。国外修高速公路的征地成本占百分之四五十，我国修高速公路征地成本只占百分之几。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2.7万亿，而多年来农民从征地中获得的补偿有专家测算不到百分之十。征地拆迁事件大量发生，国外征地都是政府告农民，中国全是农民告政府。《新世纪周刊》2011年28期报道，郑州郸城县城关镇胡庄36位农民状告县、市、省政府，四告四胜，但土地依然被征。二是圈钱。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像抽水机一样吸储资金，而鲜有为农民贷款。股票市场上，股民的数万亿资本在短短的20年里不翼而飞。美国在近50年里，股民从股市每年平均获利都在10%左右。三是圈人。2亿多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是农民工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被城市掠走，农民在城里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又险的工作，报酬最低，还得不到市民权利。我们消费着廉价商品，实际上我们消费的是农民工用生命价值换来的廉价。社会指责商人有原罪，其实每个城里人都应有原罪感，都应以负罪的心态善待农民工。如今，“三圈”的力度依然未减。毫不夸张地说，“三圈”格局不破，“三农”问题无解。

　　2.精英流失，农民无力参与。“农村是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人才的收割机”，农村收入低、待遇差、机会少，留不住人才。中国八、九亿农民不乏各式各样的人才，但有2.5亿外出打工，其中1亿多人选择进城谋求发展。纵揽中华历史，无论是做官的，还是经商的，都讲究“叶落归根”、“衣锦还乡”。连当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也不例外。反观今日，从农村走出来的社会精英但凡进了城，都不愿再回去，即使在城里过得不好，也会坚持留在城市。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宁可留在城里做些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也不愿回到农村。正在全国开展的大学生村官工程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只是以此为跳板，到农村仅仅是一次锻炼和一个过渡，而不愿意扎根农村。一方面是新农村建设亟需人才，另一方面是农村人才单向流入城市。当官的不回乡养老，经商的不返乡创业，学业有成的不回乡报效。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仍有四、五亿农村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我们建国时的总人口。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农村人口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一个以老弱病残妇幼为主要群体的农村人口结构，自身尚且难保，更何谈改革与发展。如何以“人”的发展，解决“口”的问题，是农村改革面临的严峻课题。实现城乡人才的互动，是推进农村改革的关键，农村人到城里寻找简单劳动、大学生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机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3.政府角色转换不到位，农民无法参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首先需要完成的是思维方式的角色转换。这一角色转换已历经60多年，至今还未到位。一些基层干部由于长期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加上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对于执政时期与革命年代的角色定位、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区别没有进行深入思考，还不明晰，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带有较深的革命年代的印痕，以致用革命年代的方式处理和平时期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各种文件、讲话中，军事化的用语常常充斥其间;在具体工作的思路、措施、方法上，也时现军事化的套路。一些人惯用军事观察的眼光看待社会，以“社会恐惧症”的心态树立“假想敌”。在政府的各项工作如征地拆迁等，明显透露出军事化行为的影子，摧枯拉朽的阵势，整齐划一的模式，疾风暴雨的方式，谋划行动的统一性，主观推进的强制性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军事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乡村两级的基层干部大多只管两个“不”，一是“不乱”，二是“不生”。改革与发展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农民在这种强势行政面前，想参与改革而不能。深化改革，就是要构建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相互制衡的多元治理结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该市场的给市场，该社会的给社会，政府不能包打天下，负无限责任，让权力没有边界。必须把权力装进笼子。

　　4.社会建设滞后，农民无处参与。美国非营利慈善组织100多万个，中国只有100多家，美国基金会12.2万个，中国只有2000多个。排在前50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利润还不及中移动和中石油两家国企的多。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主义没有社会。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我国改革前是国家膨胀、社会萎缩，改革后国家在收缩，社会在发育。但社会的发育远远滞后于发展的需要，国家与社会必须在权界上分清楚，凡属权力的归国家，凡属权利的归社会。我国农村经营方式已经经历了“合”(即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高度集中的大集体生产)与“分”(即实行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次飞跃，今天亟待实现第三次飞跃，即农民自主合作。第三次飞跃的特点就是在坚持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实现以农民为主导的自愿合作。在“合”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了两种形式，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主导的合，如信用、供销等合作;二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企业主导的合，如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由农民主导的第三种合作形式像一个刚刚生出翅膀的雄鹰，尚未能展翅高翔。我国目前已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但总体上仍处于生而不长、存而不活、发展不足、作用有限的状态，中国农民在组织化建设上当前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无组织化，大多数农民尚未参加任何组织;二是弱组织化，大多数农民组织自我服务能力不强;三是被组织化，大多数农民组织由离任干部或企业负责人主事，或由龙头企业组建。实现农村经营方式第三次飞跃的关键就是必须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跨越，引导农民自己为自己搭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让八、九亿农民、二亿多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意愿分门别类，各自找到归属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都是通过组织农民的方式开展工作，靠组织农民夺取政权，靠组织农民建设国家。在以分散决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农民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让农民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由被组织变成自组织，成为组织的主人、主导和主体。组织农民固然可以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管理模式，有效地把农民组织和集中起来办大事，但它在本质上否定了平等的合作精神，模糊了个体与群体的权益界限，忽视了农民的自主权和产权，使个体利益极易遭受侵害，个体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而农民自己起来组织自己，则克服了上述弊端，在改革发展中有了一个能够自由参与的平台和自己主导的空间。由“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跨越，不仅仅是词序的颠倒，而是一次质的变革和飞跃。

　　农业不能成为“386199部队”的练兵场，要成为精英人才的用武地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喧嚣中，农业已经到了“谈农色变”的地步，推进农村改革缺乏产业的依托，改革将无的放矢。

　　1.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从事农业。农业的投资回报率长期低于社会平均利润，而且还存在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种粮与打工的比较效益差、种粮与种植经济作物产出效益差、粮食限价与农资价格飞涨的剪刀差。农业税取消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却一直延续至今，农产品价格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跟不上农业生产资料的上涨幅度。改革开放以来，农资涨价25倍，公务员工资涨40-50倍，粮食涨价仅有5-6倍。欧洲农民生产5千斤蔬菜或水果就能换回一辆轿车，中国农民生产5万斤蔬菜或水果还难以换回一辆轿车，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生产的价值在工业品面前还不及欧洲农民的十分之一。这种限制粮价做法，实际是让农民补贴市民。财政每年大约支出600亿补给农民，如果放开粮价，把600亿补给城里穷人，一人300元可补两亿人。2010年底，城市低保人口只有2300多万人，一人补1000元，也只需230多亿元，政府还可以节约很大一笔开支。现在花600亿补农民，中间还要付出补贴运行成本，且带来种粮与租地等各种矛盾。

　　2.主体流失，农民无力经营农业。从上世纪八十代末开始，农民开始进城务工，促进了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随后各级政府极力主导和推动，进而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长期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农民，受强大舆论的裹挟和行政力量的推动，便失去理性判断，不论能力高下、条件如何，纷纷跳出“农门”，以逃离农村进入城镇为荣，即使在城镇干着最苦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活，也不愿意在家从事农业生产，认为“丢不起这个脸”，有一技之长、素质较高的农民更是在城镇“乐不思蜀”。农业成了“老人农业”，农业部调查，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五十多岁。如何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和媒体的导向，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按照均衡分布、人尽其才的原则，“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帮助他们在职业分化中做出当农民还是当工人的理性选择，引导他们在城乡定位中把准当“市民”还是当“村民”的角色判断，着力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是农村基层工作必须面对的一个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3.龙头企业代替经营，农民被动从事农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等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应运而生，“企业+基地+农户”等组织形式不断涌现，逐步引导着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在一些方面解决了生产与市场脱节的矛盾，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农业向着集约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但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是，企业代替农民生产经营，农民只是农产品基地这个“大生产车间”的“工人”。农民长期只是被动地听从企业安排从事单项或单一环节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只能是一片盲区，长此以往，便成为农业经营管理的局外人。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科技，将如坠雾中，无所适从。再说，农业是一个活的产业，必须遵循自然再生产过程，无法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分段分层管理，农业具有不可间断的连续性，从种到收一条龙，哪个环节都无法单独体现成效，无法单独监管，种好管好收好必须一竿子插到底。农业的主体必须是农民，任何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都不能取得效益最大化，政府不行(如人民公社、生产队)，企业也不例外。只有农民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我国当前发展现代农业，普遍排斥小农合作制而大力推进大资本下乡。大资本下乡兼并土地后却不会持续在土地上种粮食，农民失地后进城，进城后失业再返乡。进城、返乡、再进城、再返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稳定的农民队伍将是中国农业未来最大的危机。“农业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是中国必须警惕的。

　　4.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不清，农民盲目从事农业。全社会包括农民对什么是现代农业概念不清、认识模糊，一说现代农业认为就是推行土地集中、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等形式，这只是传统农业的提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必须重构产业，按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谋划，就是既要大力发展一产，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又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同时更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构建成一二三产联动、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完整产业链。建设现代农业，首先应向社会普及现代农业的基本常识，不能片面理解、片面实践。规模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点，但面对人多地少的国情，土地只能适度规模，中国的规模化必须在组织的规模化和服务的规模化上下功夫，即大力发育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展规模化服务。农业部2011年组织49万台收割机南下北上，一下就解决了中国夏粮高达88%的机械收割率。各地引导大资本大企业下乡，不应只想到农村圈地，在土地规模化上做文章，而应大力发展农村各类服务业，形成规模化的服务。

　　农村不能只是城市工业的消费场，也应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

　　近几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证券也跃跃欲试。农村成了假冒伪劣、质次价高产品的倾销地，企业都想到农村掘金，把农村当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农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但刚刚进入小康的农民，还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最需要的不是用上“奢侈”的电器产品，最渴盼的也不是住上“高档”的住房，而是基础设施下乡、资金下乡、公共服务下乡、社会保障下乡、权利下乡。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城市化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二是基础设施必须具备起码的配套(比如洗衣机不能没有自来水)，三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制度，四是必须具备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显然，中国农村要达到这五个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举措表面上是拉动内需，但实质上还是牺牲农民利益、拯救危机中的城市工业。

　　进入21世纪，乡村的发展不能用20世纪的思维方式去谋划去实践，必须站在21世纪的新平台上重新审视乡村的功能定位，应抛弃乡村只能发展一产的惯性思维，找准乡村的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新兴产业，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物质基础，这也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内生性物质基础。农村不走自强之路，打牢内生性物质基础，仅靠城市输血，永远都摆脱不了落后的阴影。

　　回望历史，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企发展，就没有今天的城市繁荣，是乡企的实践推进了国企改革，从而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乡镇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环顾世界，是便利的交通带来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欧洲靠火车拉来了现代工业，美国靠高速公路和飞机拉来了现代工业。我国农村已具备良好的交通通讯条件，作为主动脉的高速公路已达8万多公里，作为毛细血管的村村通公路基本覆盖到了近60万个行政村，农村在信息获取上也几乎与城市同步，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现代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吃饭产业”，还具有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以生物质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缓解能源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等多种功能。更何况，农业现代化没有作为主体的现代农民和作为载体的现代农村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应重新审视农村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为现代农村建设源源不断地培育出内生性物质基础：一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业。许多农产品加工应就地就近放在农村，不适于长途外运加工，这样既可节省成本，又可省时间，使产品保鲜保质。二是乡村旅游业。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需求层次逐渐升级，促进了乡村旅游休闲功能的凸现;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剧，城市居民普遍追求“返璞归真”、“体验自然”，推动了乡村旅游休闲功能的凸显;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多，支撑了乡村旅游休闲观光功能的凸显。应借鉴意大利绿色假期、法国农庄旅游、美国农业旅游、澳大利亚牧场旅游、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旅游、欧洲一些国家的古村落旅游的经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三是农村服务业。这是一个潜力巨大、亟待开发的产业。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2-3%，而为农业服务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7%。四是新兴能源产业。充分利用乡村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沼气等新兴清洁能源。

　　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必修功课。没有这些新兴产业的发达，就没有农村的发达。没有农村这个载体的发达农业现代化就“现代”不起来，更难以成“化”。

　　当前，农村改革只有实现人的回归(即农民积极参与)、业的重构(即现代农业勃兴)、场的再造(即发展环境优化)，让农民有激情投身改革，有平台实践改革，有条件创新改革，在改革中得实惠，才能有重新启动改革的动力。纵观30多年的农村改革历程，所有经验都是草根阶层的创造，小岗村的承包，鲁冠球的小农机厂，步鑫生的裁缝铺，马胜利的管理法，这些创造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去认可、去总结、去升华、去推广，然后合法化。如果只靠政府一厢情愿的设计改革，改革缺乏动力源，更形不成合力，改革难以推进，更不可能深化。人们常比喻社会对改革不满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娘”说明社会毕竟还认这个“娘”，一旦失去信心，不认这个“娘”了，就会无所顾忌，那才是最危险的。面对骂声，我们各级干部都应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认真审视自身，闻过则喜，用行动把骂声变成赞声。20世纪是流血的世纪，为了夺取政权，我们牺牲了2000多万烈士;为了征收农业税，也时有恶性案件发生。21世纪只能是流汗的世纪，千万不能再流血。新一轮农村改革，必须顺应农民不断变化的新诉求、不断发展的新期待，重新激活农民的改革热情，让生动的改革实践之火在中华大地上再燃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