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深刻阐明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这一变革的社会力量，在这一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考察它怎样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财富的更快增长，为未来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揭露了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逐渐使自己变旧，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到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　理论体系;核心地位;经济学哲学手稿

　　作　者　胡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内容最丰富、最深刻、最成熟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中的地位时曾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说明。”[1](P589)《资本论》第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理解和批判中发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新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揭示了实现这一变革的现实途径，和实践变革的社会力量。《资本论》的这一科学成果，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P10)也正是这一科学成果，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3](P548)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是一块整钢，那么这块整钢就体现在《资本论》这本著作上。她是鉴别社会科学领域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只能以此为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为了说明《资本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上的重要地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作哲学共产主义阶段。这时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还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主义中直接导引出来的。正如恩格斯在评论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时所明确表达的：“我们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打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概括人类一切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引申出来的。”[4](P592)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到了经济变革的趋向，并把目光投向未来，这对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的确是投入了一道明亮的闪光。但是很明显，这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不能说是科学的，走向共产主义的理念还主要是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基础上。作为这一阶段思想的代表作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就说：“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一致的，……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5](P423)第二阶段是把共产主义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考察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通过清算德国哲学中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他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用这一方法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结论，使社会主义具有了科学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清除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影响。

　　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也就是说，还缺少实在根据得出人类社会必然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这一结论可能只被看作不过是一种科学假说或高尚的价值追求。为得到充分论证，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深刻的理解。譬如，当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写作《共产主义原理》时，还没有自己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没有真正科学的理解。因此，在这个阶段上，科学社会主义还只是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还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3](P740)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要依靠政治经济学。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6](P439)因此，我们可以把马恩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第三阶段称作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阶段。对资本主义制度理解的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恩格斯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3](P548)《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完成的标志。恩格斯把《资本论》称作社会主义著作是有充分理由的。

　　以上分析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这突出表明《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特殊地位。《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机构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趋向下降的规律，等，这些规律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又怎样使自己逐渐变旧，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强大发展的障碍，也就是既从正面阐明了它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方面，又从反面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证明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自己已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资本论》中这种阐述确凿地证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过程。同时，也阐明了资产阶级自己培植出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坚定反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大军，从而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力量。关键只在于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武装他们。这就推动社会主义从口头宣教走向革命实践，最后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可见，《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资本论》是研究什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7](P8)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例如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语言、心理学等，在于它要研究的领域是物质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开头就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P1)如何看待和研究物质生产呢?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1](P1,3)

　　既然生产总是社会个人的生产，而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奴隶社会的生产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又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我们所要研究的生产，如果不是指要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的话，那必然只是研究某一个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必然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P344)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缺一就不能有物质生产发生。

　　生产力是指人及在生产过程中作用于自然界的所有物质要素的总称，它包含两个方面：劳动资料和使用这些劳动资料的人，即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在生产力诸物的要素中处于劳动者与他要加工劳动对象之间的劳动资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7](P204)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这里包括原始的石器以及后来的机械设备和今天的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设备。一般地说生产工具是一个经济制度的指示器。例如，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还应看到，谈到生产力概念，并不单纯指它的一些简单要素，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不仅由这些简单要素规定。不论物的要素还是人的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通过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联系或结合方式，同样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方面，这里包括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方式、生产方法、联合规模和工艺流程等，这些直接构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谈及生产力时又称作社会生产力，即由人的社会结合形成的生产力。既然是人们联合在一起从事生产的，因而就需要管理，所以，管理也包括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概念之内。另外，科学技术也属于生产力范畴，它都体现在劳动资料上和它的效能和规模上。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经济的发展已起着首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和发展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

　　上述一切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它概括称之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直接表明生产力的性质和决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就是这种生产技术方式。

　　物质生产的另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著中曾作过如下的说明：“这里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换的产品分配形式。”[8](P594)他说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这一规定就把它与生产过程中的人们之间的技术关系区别开来。

　　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占首位，原因很清楚，因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正是它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经济地位差别以及他们间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消费关系。

　　所有制关系与所有权关系不同，应把二者严格区分开。前者回答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关系，后者是属于法律关系，即抛开经济关系内容的单纯的法方面的权利关系，只是经济关系的外表形式。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有制关系，所有权关系则主要是法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直接回答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它不是指人与物的关系，而是指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生产资料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这种分配关系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9](P994)

　　一切现实的生产都表明，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互相联系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只有具备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生产。

　　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力可以离开生产关系独立向前发展;实际上，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的时候，其深层的含义就是表明不建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不可能向前发展。这恰恰说明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进一步强大发展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辩证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说明。马克思一方面指出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了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说：“……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9](P891)“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和跟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各种生产当事人之间，特别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才发展起来。”[10](P83)

　　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方式与封建社会中的分散的孤立的个人手工劳动方式比较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把它描绘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借助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生产过程全部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工艺学等等为了一定的目的的自觉运用”。[10](P83,84)这些都是当时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但是这种生产技术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它在当前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7](P397,398)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阐明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作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例如马克思在病中还特别注意到德普勒的远距离高压输电实验，一再让恩格斯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在这里看到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可是马克思极端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成研究物质财富生产本身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指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本身的研究，这是属于对生产一般自然规律的研究，这些属于生产一般的内容“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范围。”[11](P383)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中所涉及到的对生产力的研究，正是在从属于说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发展的范围内进行的。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批评这些人说：“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就越使人讨厌。” [11](P383) {Ky:PAGE}

　　三、《资本论》的基本结构

　　在《资本论》第1卷即将出版时，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12](P202)以此自豪，认为是德国民族的骄傲。恩格斯肯定这一点，说“把错综复杂的经济总是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整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 [12](P224)

　　马克思在研究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思维抽象力和利用矛盾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深入的剖析，发现它与以往历史上的社会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个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体，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这个经济制度的运动。这一认识就成为建立《资本论》基本结构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先考察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然后又考察了矛盾的次要方面资本的流通过程，最后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中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他在阐述《资本论》的总体结构中说：“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次要现象。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二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而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9](P29)

　　《资本论》第1卷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当作直接生产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这里所说的直接生产过程，是与流通过程相对而言的。它要研究的就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抛开了流通以及由流通过程的参与而引起的许多具体形式。为什么要抛开流通过程的影响先在抽象形式研究直接生产过程呢?因为在直接生产过程领域里，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在这里，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面对面直接对立着，因而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暴露得最清楚、最少掩盖。马克思说：“如果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考察资本，把它当作剩余劳动的吸取者，那么，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联系会强使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资本家本身接受，并且还被他们意识到。”[9](P935)

　　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本来是以商品流通的存在为前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从市场上购置来的，然后它们才能结合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为什么不是先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呢?这是因为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中，生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马克思说：“虽然剩余价值……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与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要素。” [13](P428)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开始的。”[9](P376)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固守着庸俗经济学的操守，只限于对流通的研究而且还只限于考察处于市场竞争中和在“看不见的手”支配下的生产当事人的经营观念的复述，他们的任务只是对这些日常观念给与学术性话语包装。

　　对《资本论》第1卷的研究对象有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对直接生产过程的研究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另外还有人说马克思的经济学只重视宏观经济的研究，缺少对经济的微观分析，这些看法都是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微观分析方法与宏观方法的运用。马克思对所有过程的分析，都是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也就是从个体分析到整体分析。第1卷对直接生产过程的考察，第2篇至第6篇是对个别企业的考察，也就是微观分析即解剖麻雀的方法，从第7篇开始对生产过程的宏观分析，就是开始从全社会的范围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阐述问题了。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再生产的研究已经“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7](P627)前些篇如果说属于微观经济的话，那么这里就属于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经济了。问题很清楚，没有对生产过程的微观考察，就不能揭示出剩余价值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只有研究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研究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揭露两大阶级间的对抗性矛盾的趋于尖锐的必然性，同时指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由它决定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只考察单个企业生产的内容不能了解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貌及其运动规律，只孤立地考察宏观经济领域，则不可能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层本质，只有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及其运动。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分割开来，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特点。这种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因这宏观领域的重要现象都是微观领域的活动造成的，基础是在微观方面。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更根本的缺陷还不在于宏观分析缺少微观基础，而是在于它根本排斥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把研究局限在流通过程中的各类具体现象，因而只是在竞争领域的表面上兜圈子。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一些人总是善意地提出把二者融合或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济学。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海纳百川的包容思想，而是西方经济学绝对拒绝容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排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不论它们哪个学派都排斥涉及生产过程，特别是排斥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如果在这种前提下来谈二者的融合，结果只能是取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如有的主张融合的学者提出的：用西方经济学“改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用研究流通中表面现象取代深刻揭示现阶段生产过程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资本论》第2卷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一卷马克思对资本流通过程作了单独的考察，揭示了资本流通的本质和它与一般商品流通的根本区别。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一方面阐明流通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出一种现象，即剩余价值的获得不仅赖于生产过程，也赖于流通过程，二者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为模糊剩余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表面根据;另外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资本的新的具体形式：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又进一步掩盖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从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被进一步掩盖起来;再加上资本周转速度的确直接影响着一定资本量的增殖程度，这更加使人们相信流通过程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之一;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考察表明实现问题是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关键。流通过程的重要地位更加被确定下来了。从资本流通过程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深层本质已经被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第2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考察在三卷《资本论》中是起着一个中介作用，通过这一中介，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这一本质已经被蒙上了一层面纱，表现为是资本本身运动的结果了。资本表现为是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了，资本的本质看不见了。正是通过第2卷中流通过程的分析，剩余价值的源泉怎样从工人的剩余劳动移到了资本上，剩余价值显示它不是劳动的结果，而是资本的产物。由此，剩余价值取得了利润的虚假形式。

　　第3卷就是以利润为核心范畴展开分析的。马克思指出：“这一卷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相互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9](P29,30)在现实中，资本采取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农业资本等具体形式，与此相应的剩余价值采取了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在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和利润到平均利润的转化，以及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系列对抗性矛盾，如生产与流通、与消费之间，生产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同时并存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决定了全面生产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这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后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它只是一个历史过渡的社会形式，它必将为更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和财富更快更好增长的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通过《资本论》1、2、3卷这样的基本结构的考察，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从内容到形式、从本质到现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这个复杂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构筑的，这个大厦是怎样地建造起来的，它的生产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并从整体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它发展的历史趋势。

　　四、《资本论》的当代现实意义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规定为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推动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虽然认识了历史发展规律，“但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7](P11)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的革命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社会受益。恩格斯在给美国共产党人的信中说：“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14]恩格斯的评价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许可。在上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中，马克思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这是符合实际的。就在这次选举活动中，一位投入神圣一票的美国人卡普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的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14]这位美国人是有眼光的。他看到了《资本论》对资本运动的分析在今天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仍然对当代资本主义有充分的解释力。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国际范围特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和媒体立即掀起一股讨论《资本论》热，《资本论》大量重新出版和脱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资本论》对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着更为直接的重大现实意义。有人说《资本论》是属于革命的经济学，对当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没有实用性。这种看法是根本不了解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真正价值。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是作为增大国民财富的目的提出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从研究企业内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为起点，转到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这表现出了他作为先进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的超人之处。他深刻地看到，要获得分工这种新的生产力，必须把劳动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劳动，这样才能在他们中间实行协作分工。为了建立大规模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能获得这种生产力，只有实行普遍的商品交换，并且通过预先积累了一定量货币财富的人购买劳动力，把工人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即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因此，斯密认为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斯密把对财富生产和财富增长的研究放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上。这样，政治经济学也就从其他经济学知识中分离出来，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确定下来。斯密和李嘉图都热情地颂誉资本主义制度，把它说成是最能促进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生产关系，因而是唯一合乎自然秩序的经济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完全同意斯密的看法，他说，“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9](P403)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他们探讨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大国民财富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财富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他们在经济科学发展上的历史功绩。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的，不过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论体系作了根本性改造。这一改造的基本点就是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代替了斯密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后者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是依据人的固有本性建立的人类社会最后的最合理的生产关系，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只看作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斯密的《国富论》讲“国民财富”实际上并不是要研究财富一般，而是研究财富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马克思则把自己的著作科学地定名为《资本论》。斯密把“经济人”作为他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则不讲经济一般，而是明确地把它规定为“资本人格化”。马克思在表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了斯密的“分工”。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一个生产一般的概念，表现不出它的历史性、特殊性。分工有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发生了人类社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斯密所说的分工并不是分工一般,而是指工场手工业的社会分工。集中了许多工人的企业里建立的企业内部的分工，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之点，马克思一再强调它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与斯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上的不同之点，是在于历史观和方法论不同，马克思强调了《资本论》所研究的不是什么符合人性的生产一般，而是生产的一定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生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从它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的更快增长的。有的人总认为政治经济学重点是讲政治的，对经济发展没有实用性。这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式的传言，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如果认真学习一些政治经济学知识，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把握她的精神实质，就绝不会得出政治经济学不是经世致用的一门科学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是片面地而是全面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包括从正面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怎样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方面的内容在《资本论》中实际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些内容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怎样地发挥其优越性以推动生产力发展显然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资产阶级不像以往历史时代的剥削阶级那样，单纯夺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而是组织剩余价值的生产，组织劳动者去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其中必然包括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我们当前的经济同样也是建立在用先进技术装备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且又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很多共同点，必须学习和借鉴它们运用生产关系调整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管理制度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资本论》中展示的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进一步强大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重要指导思想，正是遵循这一指导思想成为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任何其他经济学的作用所无法比拟的。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强大发展的主要推进者的理论已成为指导我们制定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不可替代的依据，我们党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推动经济发展的。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强大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紧紧抓住这个要害推动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决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的最大的政治。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为首要的不是技术方面内容，而是经济体制改革，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就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表明党中央确定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当然地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上的极端重要地位。

　　今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和她的中国化应当是一回事。因为理论的创新、发展不是源于主观思维，而只能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不能靠现代西方经济学提供方案，也不能期望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理论模式。理论创新只能植根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只能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创新和发展。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迫切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总结，不断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要突出它的实践特色，重视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创新理论成果。

　　突出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特色就是要强调它的实用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不能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服务，那就不会为人们所重视。但对所说的应用，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属于理论经济学，它主要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体系的选择、变化和发展怎样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从应用的角度说，它与一般应用经济学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它主要不是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管理和局部领域经济发展上有应用性，而是在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面体现它的实用性。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所以，这在经济科学各个门类中它当然地是处于指导地位的一门科学。

　　根据《资本论》中把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思想，运用它既从反面也从正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作用进行考察，将给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方面提供一个是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掌握马克思是怎样细致地科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的巨大增长的，我们将会学到如何探索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生产关系体系怎样决定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决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指出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的最大的政治。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列为首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把它看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中央关注的第一位的问题，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最初的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包产到户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在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把土地使用权分配到户，其他生产资料归农民私有，并据此建立起相应的分配制度。这种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村经济在几年时间里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快时期。

　　随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所有制问题,包括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维护国家所有制主导地位。第二个方面是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的目的就是调动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闲置的财力和人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解放生产力。

　　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对所有制关系重要性的这种认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里显示出一种新的观念，即不再从消极方面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坚持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把它也视作发展经济的积极力量。

　　实践证明了党抓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得了快速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都得到加强。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关系。建立正确的分配关系也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相结合，已经在理论界取得共识。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认真学习《资本论》是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最可靠的途径。 {Ky:PAGE}

　　五、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

　　当前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界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一些人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联手特别推崇马克思的一本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他们认为，《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到复归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真正的经典思想，这“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堪称经典，其中的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15]强调说“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是异化的扬弃，是人道主义的实现，它的目的是人”。[15]上述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手稿》是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初步批判后，加紧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这里的唯物主义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也不是科学的。或者说，只是处在成为科学的过程中。

　　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来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系列经济关系。他还谈论抽象的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因而，异化劳动成为分析资本主义一系列范畴的工具。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有四层含义：前三层是讲，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非劳动者，工人反而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工人的劳动也不属于自己，反而成为反对自身的活动;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对立。最后一层是讲，这些都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前三层所要揭示的是现象层面的事实，最后一点是试图揭示上述现象的本质。“异化劳动现象”，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状态。马克思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给予痛快淋漓的揭露，是相当出色的。

　　所谓“异化”，在黑格尔那里，包含着一种不合理的含义。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在这里应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16](P180)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各种不人道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关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观。

　　但是，它的理论的不成熟性也表现在这里。

　　首先，《手稿》中，人的本质、类本质的规定还停留在抽象的人的含义中。他在《手稿》中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 [4](P46)而在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对人类存在的决定作用后，就把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不再与人的意识相联系，而是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4](P67)在此处马克思自己删去的一句话就说得更明确：“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4](P67)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自己过去的看法。

　　另外，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规定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4](P50)认为是从外化的人、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概念的。他还说：“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4](P50)这表明在二者关系上还不是认识得很清楚。实际上，现实历史的发展已经确定证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异化劳动”这种现象的产生。

　　还有，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在这里是把它看作人的本质异化的复归，而不是看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16](P120)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很快就从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来论证历史规律的谬误中摆脱出来。写作《手稿》后不久，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完全修正了他的看法，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了。

　　转折点是恩格斯誉之为包含着天才的新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断然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60)这就排除了仅仅进行抽象的人的研究，而把现实的人看作是出发点，并且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从而与《手稿》划清了界限。只抽象地谈人的本质，不能说明任何现实的人，也不能说明任何现实的社会，更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了。因此说，抽象的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使思想流于空泛，或者成为各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栖息地、避难所。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指出，他与马克思共同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5](P211)“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5](P212)

　　马克思恩格斯刚刚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对用抽象的人说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写道：“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4](P130)这里阐明的是：人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不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不是人的意识所能决定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自然规律。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对《资本论》中的自然规律观点，进行了经典阐述。列宁指出，马克思是怎样得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自然规律的呢?马克思的作法是，“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15](P8-9)过去一些研究社会学的人也承认历史现象有其规律性，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种规律性看作是类似自然规律那样精确。因为，他们之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更不能把这种物质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替，归结于生产力水平。这样，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正是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像自然规律一样可以准确把握的过程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把《资本论》写作的目的规定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P11)也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思想实际上就否定了他在《手稿》中，用异化概念来阐释资本主义各种关系，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消除的观点;从而主张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可以精确把握。

　　既然是一个自然规律过程，马克思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社会制度，而是看作人类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可能进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以后的著作中，“异化劳动”概念就完全不再使用。在以后的著作中，虽然有时也用“异化”这个词语，在《资本论》中仍被在多处使用，但只是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这一特征的描绘，只是将其用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对抗现象的表述，而不是对这种现象是否公平、是否合理的评判，更不是作为一种历史观的指导思想。

　　正因为在《手稿》中，马克思还只是用“异化劳动”作为指导思想，所以他虽然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系列经济范畴，像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作了考察，但由于还没有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并没有弄清楚这些经济范畴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也就是还没有认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这样也就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这就意味着这里不是探讨人们的意识的思想的追求，而是揭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这些经济关系就不是什么人的异化或外化，而只是阐明这些关系实际上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上。

　　下面的作法，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认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考察和分析，所谓从正面的考察分析，就是肯定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规律，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同时，从反面表述了它必然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日益增长，创造着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条件，使其处于逐渐灭亡的境地。

　　还有个例子，足以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同一些主观主义社会学家的观点，有多么明显的区别;也表明他已彻底抛弃了曾在《手稿》中仍用“异化”这种带有德国古典哲学色彩的术语，来论证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残余。有人曾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证明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不合理的”。马克思对这种观点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篇文章中，指出：“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18](P428)那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异化”的不合理现象，而是一个自然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不经历这个阶段，人类将不可能进步到新的更高阶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要求人们，只是揭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而排除对某种经济事实的道德的或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学上的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在科学上毫无意义，它根本不可能改变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趋势，也不可能指导我们如何去对待它。

　　现在有些人执意重复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中的思想，说他们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矛盾冲突中看到的，“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的生存条件与人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冲突，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15]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一再明确表示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些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痕迹的“糟粕”。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仍把这些过时的错误思想硬栽到马克思身上并说它贯串于马克思一生，是太过于轻率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社会制度，认识到这个制度的积极的一面就是在为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着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全人类的解放、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的奋斗目标，并坚信这是历史的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制度和人的彻底解放，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靠宣扬人性、人的本质复归和人道主义这类道德说教和动员所能达到的。基于这种理论，导致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看法。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被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异化制度，看作是不合理、不公平、不道德的制度把它扔掉，而应当肯定它存在的合规律性。雇佣劳动也不再被定性为“异化劳动”了。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阶级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3](P272-273)

　　从下列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所谓“异化”现象看法的进展和演变。他们一直认为，这种“异化”现象是存在的。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这样写到：资本主义是在对立形式中发展生产力的，因此财富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的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11](P36)显然，这里虽然使用了“个人本身的异化”这个概念，但已经不是把它作为对现实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作为一种事实描述，只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点，即是在对立形式中进行的这一特点。

　　恩格斯也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要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的生产力。”[1](P596)

　　这里表明，共产主义日益从一种新社会的幻想，转变为实实在在地探讨它真正得以实现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这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过程。一些人把早期的马克思主要根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用早期的思想贬斥后来的思想。好像马克思从重视“人”，倒退到不重视人了;似乎马克思讲了阶级斗争，就从追求全人类解放，倒退到只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了。这是极大的误解。

　　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说：“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前面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 [5](P108)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工人阶级革命的实践，更为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P60)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和工人阶级在现实中阶级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对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现实途径，认识得更加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是提出解放全人类，这个目标什么时候也没有放弃。但是，马恩越来越更重视探索实现这一点的现实途径。恩格斯曾阐述他在这方面思想的进步过程。写于1844-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表述了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后来，他在这部著作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自我批评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仅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5](P423)不然，就只能是自作多情的空话。正是在这种对现实运动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解放全人类，改为只能先争得无产阶级的解放，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现实的发展使马克思改变了看法。不是马克思的主观偏好阶级斗争，改变了口号，放弃了解放全人类的目标，看法的改变只是表明了他用科学代替了幻想，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取代了空想的社会主义。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发展，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一版序言中声称“我的观点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时，充分表明他彻底划清了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唯心史观的界线。《资本论》是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用她可以鉴别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