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同志的《公务员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书，按照党的执政宗旨和要求，深刻地揭示了新时期、新发展阶段国家公务员应该具有的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行为规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通过阅读全书，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为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一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干部教育宗旨”在新时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党的干部作为全社会的标杆人物，其言行对社会的示范作用很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风气，官德是民德的基础。我们的公务员如果能做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就有了保证。因此，我仅就公务员道德或“官德与民德”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近些年来，社会道德风气成为人们忧虑的对象，有些人把道德风气不好归结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但我一直不这么认为，不能说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只能说“坏的市场经济”有可能导致这种结果，但这是“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一个复杂话题，我不想涉及。我的目的是想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入手，把官德与民德这一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对比较密切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探讨“官德”与社会道德风气的关系。

　　我们知道，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使我们这个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心理特征，经济上的自然经济传统、政治上的官僚体制、意识形态上的儒家学说，形成了国家社会治理的“经典三角模式”，构建了稳定的民族“心理结构”，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心理基础。我们的文明，既表现为一种“原生文明”，又表现为一种“世俗文明”，这在世界几大“宗教传统”显著的文明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对养成老百姓价值信仰的“教化”从来都是以世俗的“道德性”教条为主，而不是像世界其他主要民族以“宗教戒律”或制度规范为主;道德行为的标准“参照物”是现世的人，是所谓的“圣贤”，是小到“族长”和“乡村绅士”，大到“皇帝”和“官僚阶层”的现世的人，这些人基本充当了百姓“道德学习”的榜样，而世界其他文明的道德标准大多是从“宗教教条”蕴育出来的，道德行为的最高参照物是“至善”的“神”。

　　这种道德标准和道德学习对象的差异，表现在国家治理中就区分为“人治”与“法治”的差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差别，人们的道德行为就有着“按照道德榜样”和“按照道德准则”选择的区分。因此，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信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千古不变的信条，从古至今，树立了大量的“道德榜样”，典型的道德榜样可以在《三字经》等教科书中看到，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各种道德人物的教化，这些道德榜样基本是现世的人，他们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具体化。而以宗教教化为主的文明体系，其道德榜样大多是被神化的“圣徒”。

　　具体来说，在传统中国，自董仲舒始直到清朝灭亡，统治阶级基本维持了思想和意识形态“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解释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思维定势，各朝各代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统治需要，不断地为老的“教条”赋予新的“意义”，很难突破儒家框定的“思想藩篱”，少有创新。而适应封建统治要求的儒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哲学”，是以德治国的“治国安邦”之术，这在四书之一《大学》的“三纲八目”中说得明明白白。

　　中国几千年的“治乱循环”，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当王朝初建的时候，当统治阶层的行为还能大致“践行”自己倡导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时候，社会就稳定，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暂时实现了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王朝中后期，社会就会因为统治阶层的腐败、贪婪、“挂着羊头买狗肉”而陷入动乱，那可就到了老百姓“求奴隶地位而不得”的时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不远了。

　　在历史上，为了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自己的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的目的，也使用了“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典型的教育感化如宋太宗，在京师立一“戒石铭”，上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可谑，上天难欺。”每有官员到地方任职，必到“戒石铭”前宣誓，类似于今天一些国家官员面对“宪法”宣誓一样;还有明初朱元璋以对贪腐官员严刑峻法出名，不但杀了上万的贪腐官员，还把一些贪腐官员“剥皮填草”做成“模型”，立于各级衙门前，以警示来者。

　　但我们后来从历史事实知道，宋明两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可见教育感化和严刑峻法在封建社会并不能遏制腐败，原因很简单，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江山又是皇帝一家的，因此，只有皇帝一人可能是真心反腐，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获得高额的“权力利润”，杀头都不怕，遑论教育感化。表面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虽然嘴上经常挂着“圣贤之道”，但背地里并不妨碍他们干些“鸡鸣狗盗”之事，丧尽天良，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皇帝老子为了怕社会动乱，从来不允许老百姓“参与反腐”，名曰“犯上作乱”，结果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反腐效果可想而知，基本是“隔墙扔石头”，腐败官员能不能被抓完全靠碰运气，腐败在封建官场的蔓延就是必然的了。以民族和人民承载动乱之苦的“王朝轮回”就不可避免了。

　　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老百姓的道德取向、“集体偏好”或“学习榜样”是那些掌握权力的“圣贤”之人。在中国，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政治制度就是社会秩序。这可能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史最为深切的历史感悟，也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会的“治理特色”，“吏治则国治”恐怕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述说历史，是为了鉴照现在与未来。虽然时代变了，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求“现代性”。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道德心理习惯”没有变，道德上“以官为师”的心态没有变，如果说我们在迈向现代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道德和价值迷茫或混乱的现象，社会道德状况出现问题，那么，根子还在一些人“官德不修”，或贪污腐败、或公权私用、或执法不公、或权钱权黑勾结等，久而久之，带坏了“民德民风”，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人人数虽少，但在现代信息社会，传播的速度却很快，影响很坏。

　　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要实现稳定和谐发展，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安全”，不使社会的“道德行为”或“正义行为”变成一件极有“风险”的行为，关键还是要通过制度约束官员的权力，建立民主的反腐体制机制，使一些人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形成好的“官风”，用“官德”来引导和“化育民德”，严格遵循我党新时期“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人用人，把那些有道德的人，正直的人，真正替党、国家、人民利益着想的人选进干部队伍。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社会的道德风气才会彻底好转、人民才会团结合作、社会才会和谐进步。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选用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使他们能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归根到底还是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通过人民民主来选干部，或者逐步实现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直选常任”制，切实通过人民代表和党代表选干部，特别是选用“一把手”，把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落到实处;同时，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公共权力“公开透明”，建立一个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切实得到保证的、可操作的体制机制平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选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好干部，也才能实现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全程监督，使“以德治国”有了政治和法律的双重保障，使权力的“公正廉明”变成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官德”好了，民心才能顺了，社会稳定和谐才有保证，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张建华同志的《公务员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书，可以看做是新时期对公务员“政治道德行为规范”的详细梳理和分析，是对“官德”的理性界定，如果我们的公务员做到了，人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会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