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80多年前，党在中央苏区领导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非凡成效，创造了丰厚的历史经验。几百万苏区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先进性，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先进性，他们紧跟共产党，无怨无悔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几十万人用鲜血与生命铸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丰碑。今天，认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成效

　　1. 苏区军民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30年代，在偏僻、贫困的赣南、闽西地区，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迷信盛行，广大群众深受封建宗族思想的控制，谈不上信仰什么主义，也少知救国救民的道理。中央苏区开辟之后，经过苏维埃政府几年的治理，苏区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了文盲半文盲显著下降，苏区群众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之外，他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升，开始懂得阶级、政党、国家等政治概念，明白了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道理，熟悉、向往并执着追求苏维埃、社会平等、工农民主等目标。可以说，苏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正是受到信仰的影响，苏区群众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央苏区时期的赣南苏区总人口220余万，其中青壮年人口仅50万左右，但前后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就达33万余人，约占青壮年总数的60%;参战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0%;当年兴国全县总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多。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成功开篇。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苏区的革命实践出发，科学地回答了走什么样的建党、建军道路以及如何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紧迫的时代课题。从理论上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科学概念，并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搞革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功，照搬别国的革命经验必然失败，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教育组织与动员革命群众，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积蓄革命力量，最后夺取政权。这些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求之路，毛泽东思想由此开始初步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孕育与形成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伴始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掌握工农大众，才能变为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巨大物质力量。而在教育文化非常落后的农村对工农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空谈经典作家的理论不行，必须紧贴工农群众文化素质的实际，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人认认真真地在中央苏区做教育组织与动员工作，利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言著述演讲，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开篇。

　　二、重视机构建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网络化机构

　　中央苏区克服严重的困难，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构建了一个覆盖苏区各个角落的、多层次的传播体系。

　　1. 构建了系统的宣传网络。中共六大以后，“中央宣传部”成为常设机构，开始承担“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的职能。随后，五个苏区省委宣传部门也先后成立，实际承担着“指导全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的职能。其他基层支部宣传干事的职能也有了明确规定，包括“了解群众迫切的要求，发出鼓动斗争的口号”、“负责计划本支部的教育工作”、“计划本支部的小报”等。

　　2. 健全了政府文教网络。“一苏大”召开以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的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后，各省、县的教育部，各区、乡的教育委员会先后建立。同时，隶属于教育系统的工农剧社“总社——分社——支社”、苏维埃剧团“中央——省——县”等系统也先后形成。中央苏区教育机构的健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机构保障。

　　3. 建立军队宣教网络。苏区时期，军队的宣传工作开展得最系统、最经常、最出色，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其组织结构大致为，总政治部承担最高的领导责任，下属宣传部领导文化活动，宣传部下面设有艺术股，负责文艺工作;营以上至军团一级则有“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构成的政工系统，各级政治委员主管宣传工作，政治部主任分管俱乐部列宁室，开展文艺活动;连以下则由连指导员负全责。

　　4. 创建了完善的新闻出版网络。中央苏区高度重视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组建了直属中央政治局的党报委员会，建立了由不同层次的若干报刊构成的报刊系统，即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中心县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同时，逐渐建立了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以及工农红军、群众团体、省、特委、县等各级出版机构，并相应地建立了严密的发行网络，包括中央局发行部、工农红军出版发行科、工农红军书局、工农红军学校发行科，省、县、区、乡报刊图书发行机构、红色书店与列宁书店，以及各出版社设立的推销代派处、聘用群众组成的“叫卖队”，党团员组成的义务推销员等。这些措施克服了敌人的封锁及落后的交通条件带来的各种发行困难，大大畅通了发行渠道，也使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及其介绍著作得到出版，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

　　5. 成立了遍布苏区的俱乐部列宁室。俱乐部列宁室源于红四军的士兵委员会，后来不断普及到全苏区。列宁室的主要职能为两大块，一方面是组织群众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提高文化素质，丰富业余生活;另一方面是帮助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实施社会主义教育。在一些比较成熟的俱乐部列宁室，还设有“政治研究组”，设问答簿，帮助解答一般的政治理论问题，旨在提高一般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列宁室把政治教育与文化娱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加强队伍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空前大众化

　　中央苏区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创造性地发挥苏区广大军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空前大众化，有效地解决了人才匮乏的难题。中央多次强调，要使党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必须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的责任。中央苏区时期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宣传队，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有比较固定的，也有临时性的;有部门内部单独组织的，也有跨部门综合组建的。它们就像一支支精干的突击队、轻骑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中央苏区的广大群众不仅是理论的聆听者，也是理论的创造者与传播者。经过教育组织动员，他们大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报刊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中央苏区大力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并辅以读报与墙报运动，吸引最广大的读者群体参与办报，使报刊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中央苏区创办的报刊数量多，发行量大，利用率高，影响深。《红色中华》在1933年、1934年间曾发行到四五万份，而当时著名的《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也不过3.5万份。中央苏区办报具有三个鲜明特色：一是建设工农通讯员队伍。中央苏区时期，各级党政机关被要求必须担负起给中央党报建立通讯网的责任，在各工厂，各矿山，各企业，各学校以至各乡村中训练出工农通讯员。他们在报刊与普通工农群众之间起到了特殊的桥梁作用，使报刊能迅速反映各方面工农群众的生活与意识。二是广泛开展读报活动。苏区建立了遍布各地的读报团、读报小组、讲报队等组织，主要依托各级俱乐部列宁室与工农夜校，以通讯员为读报骨干，着重讲读《红色中华》等报刊的政治理论文章，巧妙而又深入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三是大力开展群众化办报运动。中央的一些决议案明确指出：应当极力设法在工厂，企业与乡村内组织墙报和图报;在每个工场作坊中，每个红军列宁室中，每个村庄中，党和团应领导群众办墙报。毛泽东创办的《时事简报》就是中央苏区时期群众性办报运动的最初成果。之后，墙报遍及红军部队和苏区各基层单位。墙报运动弥补了苏区正式报刊不足的局限，更加广泛地组织动员了基层群众。

　　四、强化传播效果，充分贯彻通俗化与艺术化的方针

　　一是大量运用标语、口号、三字经、画报、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简洁明快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标语、口号是这个时期运用得最普遍的形式，其最大特征是主题集中，针对性强，诸如“中国共产党好”、“苏维埃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三字经”、“四言体”、“六言体”及“七言体”则主要用于教材和一些政府文告的撰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俗简洁，形象生动，有节奏，有韵律，适合在工农群众中流传。为了增加形象性与直观性，易于苏区军民理解与接受，美术也越来越被广泛使用，以标语画、传单画、壁画、画报及报刊、书籍插图等为代表的美术宣传迅速兴起。标语配上图画之后更加幽默感人、易于接受，教材配上图片之后也更加生动可读，而报刊、墙报配上插图之后，更加具体形象。该时期大量出现的画报也值得关注，主要有《红星画报》、《瞄准画报》、《猛进画报》、《春耕运动画报》等，《红星画报》发行量一度达到7千至1万份。这些美术作品宣传苏维埃政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宣传动员反“围剿”斗争，宣传中央苏区土地革命胜利及苏区军民新的战斗生活，在中央苏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大量运用歌谣、戏剧、舞蹈等动感形式，艺术化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借鉴当地客家山歌和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曲调，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有的号召穷苦人民奋起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创造工农专政的新天地;有的歌颂共产党;有的抒发翻身解放的激情，婚姻自由的欢乐;有的鼓励工农子弟参军参战等，形成了席卷苏区的红色歌谣运动，吸引了许多最普通的群众参与到歌谣的传唱与创作中。中央苏区还大量借鉴当地的新旧剧种进行再创作，短短几年内，创作演出了近百个艺术感染力很强的现代革命戏剧，如《我们的队伍来了》、《战斗的夏天》、《谁的罪恶》等，出版了剧本集《号炮集》，丰富和活跃了苏区军民的文化生活，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战争的巨大作用。

　　(李孝纯 陈始发 作者：李孝纯为求是杂志社副编审，陈始发为江西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