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直接体现，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分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达方式，但又各具特色。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关键词：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人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至少承认其对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根本立场、基本原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六十多年来，就其内部的理解而言，在对其的整体认识上主要有两种偏向：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同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但忽略了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此种观点的代表;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顺势应变的方法，没有确定的思想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变动和开放，但忽略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确定、公开及不可违背，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第二国际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方法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其基本原理的表达，它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因此，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命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2]邓小平甚至把这一命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那么，什么是“实际”?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4]这样，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难题。毫无疑义，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丰富多样、相互冲突，而且无穷无尽。这就提出了能否及如何把握客观事实的问题。

　　从哲学史上看，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各执一端：先验主义认为现象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致于个人经验永远无法穷尽，且我们所拥有的个人经验往往互相冲突，人们单凭经验根本无法区分各类事实的真假善恶及其重要性;20世纪初发生的“物理学危机”说明单凭经验甚至无法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这种自相矛盾的冲突本身就证明了个人经验的不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分析框架，来对事实进行整理、筛选;这个框架是先验的，非个人经验的产物，康德因此提出了因果律、时空范畴等以及所谓“第一推动力”、“第一原理”、“第一范畴”等先验的分析框架，并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应该说，先验主义的确抓住了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问题在于它提出的这个先验分析框架本身是否可以分析、可以讨论的，换言之，这个分析框架是“自明的”，还是需要证明的。毫无疑义，先验主义把先于经验的逻辑范畴视为认识的当然前提，其本身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康德断言人们一旦试图用经验的方法去证明先验范畴，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这不仅是非科学的独断论，而且打开了通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大门。经验主义则认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只有能够得到经验证明的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经验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把个人经验视为通向外部客观世界的唯一通道)和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把主观经验视为唯一的存在)，但其共同点则在于是都认为只有个人经验是可靠的，因此，它们共同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无法解释普遍范畴的来源问题。当经验主义把一切认识都还原为个人经验时，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范畴同个人经验有什么关系?从时空等客观范畴到自由，人权等价值范畴，将其说成是个人经验的结果能说得通吗?能用有限的经验来论证这些普遍范畴吗?显然，经验主义者们的狭隘的经验观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对普遍范畴进行科学的还原。二是个人经验之间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谁正确呢?哲学史上经验主义者们的各种回答往往最终导向了相对主义的真理观。

　　那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怎样解决“客观事实”的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5]这就是说，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必须把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6]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因此，事实的总和不是无数零碎事实的简单叠加，而这在实际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那么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把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事实，此类事实能够反映某一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商品分析开始，成功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再现，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它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细胞”。

　　二是所谓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此类事实反映了某一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和对抗程度，是其病根所在，问题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身上就集中了种种反常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8]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以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即“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两者的关系是陌生乃至于对抗的。这一事实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并非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产生并非就简单地由于剥削。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是他不存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并没有使农民作为劳动创造者的地位被否定。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还未能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抓住这一重大事实无疑促成了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抗性的反常关系，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自此，劳动者和商品的关系就不再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那种“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商品竞争规律，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倾向。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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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所谓最新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而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此类事实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萌芽。这便是马克思说的所有文明国家都大量出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现的事实，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指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的东西实际上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是其世界观的转折点，自此，马克思的世界观随着其对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而成为科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就必须超越世俗的眼界，即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仅仅看作“一无所有”的受苦人，更不能将其视为只顾眼前利益的芸芸众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10]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它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它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非市民社会 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1]。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都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在矛盾分析具体化上的事实分类，发现并抓住了上述三类事实，从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事实总和”或者“事实整体”，从而解决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这个的最大的“实际”问题。

　　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其精神实质是善于抓住作为具体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以此展开对于矛盾的具体分析，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简明表述。

　　二、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又一基本命题，列宁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2]。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偏差，就是把这一原则视为无党性口号，似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或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种处事技巧，或一种灵活变通的原则，而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有的思想路线。实际上，这个命题不仅有严格的党性立场，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这个命题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形成的抽象思维、抽象话语提出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和片面思维方法的产物。

　　首先，这个命题所说的“具体”，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维具体、概念具体。关于这个方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以下两种偏向：一是用抽象的整体否定具体的部分。当戈尔巴乔夫指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时，似乎很是理直气壮。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是人类的部分，而整体大于部分则是毋庸置疑。但是且慢，问题在于这个“全人类的利益”，自人类历史进人阶级社会以来，它就没有现实地存在过，而现实存在的是对抗的阶级利益，或以革命阶级利益为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因此，正确的提法就不是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与具体的阶级利益相比较，而是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什么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进一步说，也正是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抗，才存在着(统治阶级)用抽象的人类利益去否定某些现实利益的情形。而一旦实现了人类大同，当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能够协调一致的时候，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去和现实的具体利益加以比较并否定后者的思维方式也就失去了根据。可见，这种抽象性思维本身就是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物。

　　二是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思维的典型表现，就是把体现了该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状况，视为是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依据。这一抽象思维方式可以达到双重功效：一是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地;另一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但是这种把一成不变的人性视为历史的深层根据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无论是历史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证明，人性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呈现出人性的不同状况。比如资产阶级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我”及其引申出的人权、民主等价值，就不仅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而且存在着生理基础上的差异。“阿姆巴迪认为，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确促进人类的有关认识。她说，‘自我/母亲’方面的发现‘证明了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你所亲近的人)之间的强有力的重叠，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离，因此将有关分析推进到大脑水平上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这种分析能显示出文化差异的根本性，诸如人权、民主等‘普世’概念可能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13]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性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其表现;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可见，用抽象的人性去解释社会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与此相应就是人的抽象化以及思维方式的抽象化，而抽象观念的统治则是社会的自我认同方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所谓“普世价值”去解读我国的抗震救灾行动，而必须唱响“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伟大祖国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这六好。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制度性因素的成就归结于抽象人性(所谓“人类大爱”一类)和“普世价值”(所谓“人权的力量”一类)，除了制造混乱和别有用心，没有其它可能。用抽象的人类爱心去解读当代中国的救灾成果，不仅不符合中国今天的事实，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至少近代以来，我国民众的爱心就常常无从表现。鲁迅笔下国民的那种冷酷、麻木、涣散、愚昧，决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即便是爱与人同在，我们也还是不得不去具体分析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可以表现、可以弘扬，而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会被压抑、扼杀乃至扭曲。这样，我们就不能突破“爱”和人性的空洞议论，去面对具体的历史矛盾和问题，从中才能得到真理性的认识。

　　因此，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需要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认识和实践主体，即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社会力量就是现代无产阶级。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尽管现代无产阶级也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和拜物教的魔咒中，但其历史地位决定其不仅具有揭示现代社会真相的要求，而且具有认识并实践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因而最终必然能够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力量。

　　其次，需要提出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变世界”的问题。没有改变世界的追问，必然会把存在的东西作为当然的前提，其讨论问题就必然只在解释现象上兜圈子，而与真正的现实相隔阂。这就不可能达到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体分析也就无从谈起。“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4] 再次，需要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概念。概念具体是指能够正确把握和历史再现客观存在的思想范畴，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矛盾概念，而不是孤立、静止的范畴。“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15]

　　最后，具体分析还是一个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过程。如果说概念具体在于其能够再现事物的过程性存在的话，那么把握具体概念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矛盾性关系中。不深入到事物的矛盾内部认清矛盾的主次及主次方面，认清矛盾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这“深入”就要求我们要通过科学实践、实验总结、实际调查等方式去进入实际。如果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规律性的方面话，那么，“具体分析”则强调的是事物在思维中的准确再现。只有把握思维的进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通过具体这一许多规定的综合，才能在思维中再现实在和具体现实。“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6]

　　可见，“具体分析”有两个过程：一是深入实际，这其实是一个拆分实际、梳理问题、发现本质的过程;另一是解决实际，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整理、形成思路、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具体分析”就是用具体概念还原现实，其实质是体现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形成可以说服人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所以，“具体分析”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样，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概括和体现，但前者更为强调的是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而后者则更强调认识和行为的客观制约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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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基本命题。前面的两大命题可以说都是根本属性判断，而这个命题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矛盾关系性判断。矛盾关系性判断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要论证对立面的统一，而且要论证相统一的基础。如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不同的回答一样，历史和逻辑相一致也不仅存在着能否一致的分歧，而且存在着如何统一的分歧。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方法论原则的是黑格尔，他提出这个方法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理性”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的问题。

　　黑格尔把对历史的认识分为下述三类：一是原始式的历史记录，即试图通过具体叙事方式而再现具体真实的历史。这种纯客观叙事的历史只能对历史作表象的、局部的认识，最多做到故事真实，而不能达到对于历史整体的认识，因而不能达到历史的真实。二是反思式的历史，即从一定的思想观念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鉴别评价取舍。各种史论性质的著作便是这类历史认识的表达。但此类历史往往是主观性的表现，因为它总是观念先行，所以不能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整体。三是哲学的历史，即通过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这是整体性地把握历史真实的唯一方式。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不是直观的结果，而是思维的创新。从现象上看，历史和逻辑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历史是多线条的，而逻辑则是单线条索的;历史是感性的、跳跃的和充满偶然性，而逻辑则是理性的、环环相扣和由必然性支配的;如此等等。黑格尔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两个设定：一是设定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终点)上面对历史，因而其逻辑再现的历史是以往的历史。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不预言未来，而只是回溯和反思历史，是在黄昏才起飞的“密纳发头上的猫头鹰”。对此，我们过去单纯地将其视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现在看来这并不完全。面向过去、而不愿面向未来，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黑格尔因此也回避了历史的多线条和逻辑单一性的冲突，因为尽管历史是多样乃至多元的，但已经过去的、成为现实的历史却是单一的，换言之，历史的多样性是就其未来和可能性来说的，而不是从其现实性上说的。另一是设定其逻辑为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黑认为哲学概念不是单质的，而是异质性的统一体，即每个范畴都是包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由于概念自身存在着“差别的内在发生”，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源泉，因而其本身就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活生生的、不断过渡、转化和自我更新的。正是这种具有历史过程性的、动态的辩证逻辑，成为追踪现实历史和再现历史真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黑格尔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历史和逻辑可以一致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并未解决两者如何一致的问题。当他把逻辑人格化，以逻辑过程取代历史发展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其逻辑体系必然难逃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解体之命运。

　　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马克思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打破了黑格尔为求得逻辑上的自恰而自我封闭的理论立场，使哲学不是面对以往的历史，而是面向未来、向实践开放，把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就需要面对历史和逻辑相对立的方面，从对立中揭示其相一致的根据。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揭示历史的客观逻辑，是以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空话。我们这里仅就马克思如何克服历史和逻辑的对立，作一简要的阐发。概括地说，马克思就此提出了三大原则：

　　一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7]的原则。在面向历史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如何确定其客观趋势及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靠人道理想(如费尔巴哈)不行，靠逻辑精神(如黑格尔)也不行，只能靠解剖旧世界去发现新世界。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批判”，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性研讨，其精神实质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具体分析”，即着眼于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寻找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具体条件。因此，“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原则也可称为必然性批判原则。黑格尔曾把这种辩证批判视为历史必然性的具体展开。“这种具体的普遍性包括着它自身一切发展出来的形态和方面，在这些形态和方面里，精神是并且将成为符合理念的对象。所以精神对于它自身的思维的认识，同时就是那充满了发展的全部实在的进展。这种进展并不是通过个人思想，表现在个人意识里的进展，而乃是具有丰富形态，揭示其自身于世界史中的普遍精神的进展。”[18]列宁就此作了如下评注：“‘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19]因此，“批判旧世界”决不是先入为主的否定，而是把旧世界纳入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考察，从必然推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中，确定其必然被取代的历史根据，以及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最终，马克思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兴起、兴盛和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内在否定的原则。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20]发展的必然性可以合理地推出内在的决定性，因而着眼于必然性上的否定就一定会承认内在否定的意义。事物都是自我运动、自我实现同时也是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而且这两种倾向的推动力是一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既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丧失历史合理性的内在根据。资本主义曾以令人吃惊的魔力呼唤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21]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自其永不停息的扩张，把一切地域和历史要素卷入自身的发展，从而真正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2]

　　这是因为，资本的活力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和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必须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尽可能压缩生产成本、尤其是挤压可变资本。这既是资本的本性也是其活力所在。这样，资本在其发展中，就遇到了两个自身制造、因而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无限广大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的需求，然而它对于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又必然造成市场的不断萎缩。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始终无法解决的“两极分化”，就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另一是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而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高素质(包括人文素质)的人，而资本的主导性逻辑恰恰使人物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遭受物役化，拜物教作为生存方式等等，使人的异化问题日益严重。资本在摧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摧毁了自身发展的创新基础。

　　三是制高点批判原则，马克思用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的意义形象地说明了这一原则的方法论意义，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23]。所谓的制高点不是黑格尔的历史终点，而是每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的制高点，因此这是一个相对且持续不断的要求。认识任何事物，总是发展越成熟，才能看得越透。尤其是认识资本主义这样的世界性现象，必须要有世界历史的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德国一国的产物，而是国际的产物，是英法德等当时最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地域的产物。但是，也不能由于资本主义后来还在发展就否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格。这不仅由于资本主义是个统一体，其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其不同发展阶段也有连贯性，每一阶段的相对真理都包含绝对真理的颗粒。成熟是相对的，只要是站在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制高点去把握对象，就能获得真理性认识，就能揭示历史的某些客观趋势。我们也就要站在这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制高点来进行批判。制高点原则没有剥夺任何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历史真理的权利，相反，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取向。

　　四、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的矛盾关系性命题。这一命题比“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更为深入处在于，它不仅涉及主客观关系，而且涉及主体间关系。在讨论这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命题之前，要有一个前提性认识，那就是理论与实践既然作为矛盾关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因为现在存在着两种很普遍的偏向：一是只认为理论依赖实践，而不承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另一是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相互对立和排斥。因此，解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首先要论证两者的矛盾关系是否成立。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就谈不上两者的结合问题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从来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列宁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4]邓小平在谈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作用时也留下了掷地有声的名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5]尽管理论依赖于实践和实践依赖于理论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作为矛盾关系在具体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则是无疑的。

　　进一步说，人们之所以容易忽视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还在于没有真正弄懂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人们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宁关于“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因而把实践视为无所不能、自满自足的力量，当然也就谈不上实践对于理论的依赖性了。但是，列宁这里讲的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种可能性，其成为现实恰恰离不开理论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谈为理论所独具的一些品格。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概括起来有二：一是其所具有的前瞻性、预见性，使之能够成为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的力量源泉，成为自觉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导;二是其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够成为对感性经验进行鉴别取舍、提炼加工的思想工具，成为把局部实践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转化为普遍性实践的唯一方式。正因为如此，理论就不仅能够反映实践的需求，而且能够通过创新实践去满足这种需求。可见，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重复性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实践，而并非所有实践都依赖理论来看，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等的;但在理论和实践共存的范围内，两者的相互依赖则是毋庸置疑的。

　　与此相应，那种认为理论和实践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冲突性的偏向，其结果不是促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统一，即单方面的依从代替了相互作用。现在我们看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仅是实践中的难题，从理论上看也不易统一：一是理论和实践在现实依托上的差异。实践立足于直接现实性，历史的过去是其活动所无法改变的前提，其对于过去的作用只能通过创造未来去体现，因而它毫无疑义地垂青于未来;而对于实践来说，历史的过去却由于其是一种较为确定的存在而获得了理论的钟情，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对像必定以其自身的确定性为前提，因而理论即便面对未来，其依据也在于对过去的科学把握。“这样，对于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有一种固有的分裂”[26]。

　　二是理论和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理论作为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存在，是以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为其基本内容的，因而无疑地偏爱真理性的科学原则;而实践作为一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真”似乎已不是问题，关键在辨别“善恶”，这就需要一种理想的价值座标，以判别人们的行为，扬善惩恶，因而无疑地偏爱“至善”原则。这样，在历史实践和理论分析中，人们都难以回避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经常性冲突。

　　三是理论和实践在主体依托上的差异。粗看起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思想提供对过去的理解，以便指导我们的行动，行动则体现了思想的转化，使思想融化在我们对未来的创造”[27]。但是，思想和行动、过去和未来的这种统一要有个前提，即统一的历史主体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动分属于两部分人，就难免形成难以协调的矛盾：“这是其生命活动决定着实践的男女大众与掌握着理论的少数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28]。这样，在实践中，“统一”的结果往往是“一方支配一方”：或者是理论“指令”实践，即某些领导者意志操纵群众行动的方式。或者是行动支配理论，即理论成为某些盲目实践的附庸并充当其辩护工具的方式。这种“同一”，不仅不能使双方因互补而相得益衫，而且由于其失去相互钳制而必定造成危害。以上矛盾关系是我们在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原则时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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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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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193年版。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26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010年2月18日文：“西方的大脑，东方的大脑”，作者沙伦.贝格利。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侯惠勤：“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1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7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9]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20]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3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3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5]《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26]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36页。

　　[27]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科院情报所1982年9月版，第51页。

　　[28]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国社科院情报所1982年9月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