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宣布董事会通过份额改革方案。

　　一个重大而长远的战略调整

　　半月谈：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部分，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崭新提法。您如何理解这一提法?

　　江涌：金融危机到来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中国等新兴市场参与，挽救全球经济，如要求中国增持美国的债券、宽松货币政策等。次贷危机扩散到欧洲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牵头来救助欧洲，中国也提供了大笔资金。后来，又以二十国集团(G20)为平台来应对经济危机。这些活动，中国基本上是被动参与。

　　现在我国提出“积极参与”，有把握主动的深刻含义。以前的参与是危机应对型的，是策略性的。现在要积极参与，就是要主动参与讨论、设置议题，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方向。新提法属于重大的政策调整，是战略性的。当然，调整并非一朝一夕，是长期过程。

　　在利益交集领域寻求经济治理的突破

　　半月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突破口在哪里?

　　江涌：突破口在能体现双方或多边利益交集的领域。所谓“利益交集”，是指那些对中国有切身利益，参与过程中不需付很多代价，而美国等大国也十分关切的经济领域。交集越大，越容易参与，中国就可以积极地去谋求双赢或共赢。否则，如果强行突破，困难非常多。最近我们看到，经济危机并没有结束，它还在延续，如货币战，本质就是转嫁危机与拒绝危机转嫁。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哪些可以突破?哪些领域中国与西方有更多的交集?例如，在自由贸易方面，美国原来比较僵化，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抢了美国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贸易方面，共和党更倾向于强化国际因素、减少贸易壁垒、抵制经济民族主义。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积极行动。

　　近期的目标是要解决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中长期的目标是解决国际货币问题。国际货币问题比贸易保护主义复杂得多，它涉及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失衡，牵涉到整个世界经济失衡，关系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金融危机过去后，美国和欧洲强化了金融监管。在韩国召开的G20首脑会议中，金融监管是第二类大议题。中国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与西方国家有利益交集。人民币更加国际化，更富有弹性，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利用这个交集去推动它，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重要部分。

　　现存国际经济组织不会给中国太多机会

　　半月谈：中国能否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来实现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

　　江涌：当今国际经济组织不少，主要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总的来说，这三大组织疲软无力。WTO相对公平一点，IMF和WB明显由美国主导，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扮演着美国工具的角色。美国在这两个机构都有最终否决权。前不久吵得比较热的是IMF投票权的转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5%的投票权。其实，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不会改变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主导的实质，反而会引起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矛盾，因为中国拿得最多;同时也会激化中国与欧洲的矛盾，因为出让者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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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谈：20国集团(G20)怎么样?

　　江涌：G20本来就是美国的一个“备用轮胎”，我一直不看好。东亚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发起成立了20国集团，开始并没有多少作为。由于伊拉克战争和此次金融危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八国集团(G8)运作愈发低效乃至无效，于是美国便把G20这个“备用轮胎”捡了起来。现在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美国在G20中合作的意愿明显下降，反而不停地制造分歧。因为G20对美国而言，只是一个临时应急机制，而不是永久应对机制，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不愿意与这么多国家分享权力。11月上旬G20首尔峰会前，美联储斥资6000亿美元购买美国政府债务，大印钞票主动让美元贬值，根本就不在乎他国的反应，根本不曾想给G20制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建构两个经济三角形夯实经济治理的基础

　　江涌：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空间非常大，多边、地区、双边这些层次都能有所作为。当今世界的“经济三角”比较明显，“大三角”分别是欧洲、东亚和北美。这个三角形有利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中国要致力于三角关系的培育，使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边”都不能超强。现在是美国超强，中国就应强化中欧经济合作。最近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比较多，为什么?问题出现在中美之间、太平洋两岸，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强化亚欧之间的合作，通过夯实中欧、亚欧的经济合作基础，有效地制衡美国的经济霸权。

　　在亚洲，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上海合作组织这三者又构成一个“小三角”。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比较快，但是东北亚和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相对比较滞后，特别是上合组织各国间的经济合作进展缓慢。

　　上合组织很有潜力，具有中国与东盟合作(10+1)所不具备的能量：一是俄罗斯在里面，二是中亚有油气资源，三是地缘上更有弹性，西眺望中亚和西亚，南接印度。对于中国来说，应把上合组织做大做实，符合睦邻、友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周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拓宽中美经济合作 减少参与治理的阻力

　　半月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美国会有什么反应?

　　江涌：来自美国的阻力比较明显，因为中国的主动参与是对美国经济霸权的制衡和挑战。中美之间形成了“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即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如此便赋予美国不断施压、讹诈中国的权力，在多数时候中国都处于被动。如果中国要扭转这种被动，需要妥善处理上面提到的两个三角关系。

　　同时，中美之间除了竞争的一面，也还有合作的另一面。中美可以寻找更多的“经济共生点”(尽管我本人不太喜欢“经济共生”这个说法)，尽量拓宽、夯实两国的合作面和合作基础，即“利益交集”。这就需要战略性的思维。比如美国增加对华高新技术的出口，中国增加一些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减少一些并不划算的对美出口，帮助美国促进就业。此外，将中国对美的债券投资，一部分转换为对美基础设施投资，债权转为股权，也应当是互利行为。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不完全取决于中国

　　半月谈：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前景如何?

　　江涌：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中国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剩余价值”。如果现行秩序对中国的“剩余价值”还比较大，甚至还有增加，那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就更高。如今，美国不断地打压中国，想把危机转嫁给中国，显然是在挤压中国的“剩余价值”空间。

　　中国有能力更广、更深、更高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但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不完全取决于中方，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中国参与的意愿。参与能力越高而参与意愿越低，对现行秩序的存续是不利的。

　　形势还是很乐观的。虽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在科技创新、国民经济结构等方面无法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也无法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比，所以中国还是要埋头苦干，集中更多的精力发展自己，在意识上，表现更多的应是对现存的全球经济秩序增生、修补，而不是破坏。

　　在中国传统智慧中，渐进改良要远远多于急速变革，顺势而为远远大于强行突破。在中国主流哲学中，只有“王道”的高尚境界，而没有“霸道”的生存空间。因此，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对世界绝大多数能平等待人的国家而言，绝对是福音而不是威胁。■ 半月谈记者 李诗海(《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