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综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的理解，有的认为生态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联系在一起的;有的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有的则直接把生态危机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这些所有的认为能够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追逐利润的目的实施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工人的劳动服从于机器和统一的程序，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使工人变成了局部工人，丧失了工人的自治权。劳动分工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消费的异化。高兹认为要分析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态危机和自然危机就必须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高兹.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M].英国收获者出版社1978版,第Ⅶ页)资本主义的强制性的劳动分工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劳动越专门化，资本对工人的控制程度越强，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越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越严重，生态危机也越发的凸现。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本能，也正是这种本能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得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也更加地对控制自然资源发生兴趣，利润动机必然趋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高兹特别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如他们会处理有害气体和工业废水，或者购买治理污染的设备，或者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环境保护工作，但资本主义的本能告诉我们：他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只能是出于确保增加利润的需要。阿格尔也指出，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无限扩张的商品生产是受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支配的。英国的大为·佩珀指出，只要是资本主义必然实行利润挂帅，这不可避免的决定了它要不断地去掠夺自然，把自然作为获取利润的对象。威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而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

　　“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分析批判“异化消费”现象入手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采取了异化消费的方式，以貌似丰富的消费前景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从而消除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异化消费不仅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且，还是对人们所从事的日益令人讨厌的不能自我实现的劳动的一种补偿。但是，这种异化消费引起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异化消费”在阿格尔那里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过度消费。它表现为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其结果造成这种需求超出自然界所能承担的程度。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于资本主义消费的批判理论。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崩溃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在西方实现，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忽视了消费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因此没有预见到资本家通过操纵人们的需要来提高利润率和实行社会控制。它主张应认真研究消费领域中出现的新变化，并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因此，“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消灭“异化消费”，才能有效地遏制生态危机。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异化消费。阿格尔明确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p.494)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在现实中极其复杂，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却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这也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通过消费来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这种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而只是作为人们补偿异化劳动的一种手段。因此，人们不是出于真正的需求而追求商品，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如广告的刺激下去疯狂地追求高消费。人们把这种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要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并把消费与幸福等同起来，把消费当作自我满足的唯一手段，这使得异化劳动反而变成了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支撑起了异化劳动。威廉·莱斯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信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更疯狂的追求消费已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这种观念的结果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这样一来，势必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从而引起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并最终产生生态危机。威廉·莱斯和阿格尔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批判，对消费活动与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的揭示，无疑有诸多可取之处，这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对于我们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威廉·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合法性，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源源不断的商品，以满足人们不断扩大的商品需求。而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又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高兹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来如何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使生产与自然相平衡以及人的生活相协调，或者确保它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它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M].波士顿1980年版,P5)同时高兹还提出了所谓经济理性原则，就是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的原则、讲求效率的原则和越多越好的原则。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必然会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短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英国的大为·佩珀主张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凌驾于社会矛盾之上，或者把二者等量齐观的看法，并且明确指出，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生态问题主要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带来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生态矛盾的存在，使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3.p.9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必然性的揭示，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全球的结果。这是极其深刻的，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正确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