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　1931年10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武汉。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起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84年至1997年任哲学系主任、副校长、校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哲学学部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等兼职。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陶德麟文集》等。

　　我走上哲学之路，并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

　　我没有上过小学。12岁以前在家里读书，老师是我的父母，还有父亲的朋友陈炳文先生和杨相霖先生。除了学习英语和算术，我读完了“四书”，读了《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的一部分和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学了诗词格律，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爱好书法和京剧。抗日战争的中期，我在湖北的战时省会恩施考进了实验中学。那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校长和老师很强，教风学风很好。我对文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兴趣很浓，想将来做文学家或科学家。抗战胜利后我随实验中学迁回武汉，升入高中，才开始接触一点哲学。这一方面是因为语文老师贺良璜先生教我们读了一些诸子百家的文章，要我们用文言文作文，我写过一些论孔孟荀韩哲学思想的短文;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状况不满，而听了胡适、张君劢等人的讲演又觉得非常失望。这时我和一些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社团秘密印刷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觉得这些新道理对观察现实大有帮助。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正好高中毕业报考大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华中大学外文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学期间我选修或旁听了数学分析、普通物理、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文艺学、社会学。其中刘绪贻先生讲授的社会学用的教本是李达同志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又相继学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得稍多一些了，产生了兴趣和信仰。1953年2月李达同志来武汉大学任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我是四年级的学生，奉派为他整理讲课记录。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就以父辈的深情长谈了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经历，谈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表示希望我终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久我毕业留校，成了他的学术助手和学生。从此哲学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我开始走进哲学领域时非常幼稚，对这个浩瀚的海洋懵然不知深浅。在李达同志的指导下，我努力弥补知识缺陷，自学了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哲学史和逻辑，有较快的长进。李达同志放手让年轻人讲课，我25岁时开始在哲学系任教，也开始发表论文。1961年毛泽东主席请李达同志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李达同志指定我为主要执笔人，在五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了强化的锻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有了初步的掌握，信仰也更坚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到来。我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十年的惨苦经历迫使我不断地思考，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我被迫学习当时权威理论家们宣传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却让我越学越无法理解：一方面讲“实事求是”，一方面又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观，一方面又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循环往复，一方面又说领袖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一方面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又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如此等等。我痛心地感到祖国正处在误入歧途的险境。但我相信中国不会就此沉沦。1974年我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但“两个凡是”等于宣布了“文革”的理论基础和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1977年9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大家劫后重逢，说不尽千言万语。议论的中心集中到一点：荒谬绝伦的“文革”为什么能持续十年之久?怎样才能防止畸形历史的重演?我们的共识是：“文革”是有理论支撑的，它的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就是在检验真理的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偷换了实践标准，根本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两个凡是”就是这一谬误的继续。不从哲学上驳倒这种谬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解决。我从来没有如此痛感哲学与民族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栅栏非常艰难。在一批同志坚忍不拔的努力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打响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第一炮。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之后，才解除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

　　此后的30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无异以蠡测海，所见之微自不待言。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将近60年的生涯使我感受较深的有如下几点：

　　(1)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中国传统哲学还因为“过分”关注人事而为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诟病。其实，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有了这种情怀，才可能以“九死无悔”的精神去“爱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

　　(2)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黑格尔当年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见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页)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3)学风和文风至关重要。学风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不是实证科学，最易流于空泛，然而也最忌空泛。在哲学领域里，要分析清楚一个问题，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大言空论则非常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把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不可取。文风上也要力求精密显豁。个人当然应该有各自的风格，不能规定模式，强求一律;何况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并无一成不变的定格。但中国语言毕竟有相对恒定的因素，不宜置之不顾。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为也不可取。苏轼当年曾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认为“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语虽尖刻，却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离不开优良的学风和文风。

　　(4)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站在思维的制高点，正因为它吸纳和消化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又有所超越。今后要发展，仍需如此。要有自己的立场，但却不可褊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要善于有分析地吸纳，不可盲目拒斥。

　　(5)哲学和任何其他学问都不能互相代替，也都不是万能的。哲学要做自己应该做和做得到的事情，不可越俎代庖，不可自以为至高无上，也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哲学的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也就是“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就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