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解释得到完善。后经王夫之、顾炎武、魏源等发展，认为写文章既要文以载道又要经世致用，道用结合。所谓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文以载道。所谓“道”者，既能为“庙堂”所谋，更须为“江湖”所用，即经世致用之意。
“吾道南来本是濂溪一脉。”一千年后的今天，同为道州人的何子明先生秉承这种思想撰写的新著《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近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作为经世致用之作，正是作者在武汉大学攻读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期间，数年苦研专业理论的结晶。
经世致用之一是学以致用。研究最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读书在于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就是要运用书中的原理来应证与解剖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书作者正是如此。例如，公共产品理论是本专业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理论，但从马克思到古典经济学派在厘定市场和商品的本质属性时，均以物质产品为对象研究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规则，对精神产品的研究几近空白。后来者，如萨缪尔森、詹姆斯·布坎南之流的公共产品理论同样把物质产品作为概念设定和理论建构的基石。直至今天，在前人传统理论的影响下，“公共精神产品”尚未作为成熟的概念使用。本书却大胆提出：公共精神产品不是公共产品与精神产品概念的简单叠加，它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但又有别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因而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与传统公共产品范畴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点对“公共精神产品”在理论上着出了系统的界定。这无疑在公共产品理论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经世致用之二是理论直面实践。当前，我国各领域的改革均处于全面深化的关键时刻。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践，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强调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春江水暖鸭先知，作者根据自己曾经长期在新闻文化单位的工作实践，视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公共图书馆为公共精神产品主要的供给平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的特点和规律，由此提出了适宜于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改革的策略。这些策略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目标。
经世致用之三是实践出真知灼见。研究是为了现实的运用，然而研究也需要生活的阅历。记得在《秋声赋》中，欧阳修写道：秋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大呼“异哉”，而书童看到的却是“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修还在纵情悲秋，童子却早已“垂头而睡”，梦到爪哇国里去了。鄙人年青时读《秋声赋》不懂欧阳修为什么要那样写童子，岂不是孺子不可教么？今天方知：能否听懂秋声，都在人生历练。童子年少，世事不谙，无忧无虑，是听不出秋声的惨淡肃杀来的。本书作者曾负责过党报发行工作多年，工作期间曾大胆探索党报发行走向市场化的路径。故而作者认为，党报发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的缩影。本书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厘清对党报发行的两种途径中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其合理因素，切合实际的提出了解决党报发行市场化的路径选择。
公共精神产品供给、输出体制作为研究对象，过去讲公共产品主要指物质公共产品相比，有一定的创新性，拓展了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视野。并对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提供、输出体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中外公共产品特别是公共精神产品的提供进行了一些比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而在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社会——市场”与“国家统摄”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也都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此书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独创性见解，特别是通过湖南日报自办发行的个案分析，以小见大地剖析了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改革的问题和原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与其他公共产品相比，我国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都较为落后。因此，研究和探索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的运行规律和改革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子明先生现任湖南有色职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在湖南日报工作23年，先后从事人事管理和广告、发行等报业经营管理，曾任湖南日报发行处处长和湖南日报发行公司首任总经理。1998年获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省报业协会年度全省报纸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作者十分熟悉报业经营和报刊市场，重视网络体系和报刊终端建设，积极主张并倾力实践党报发行体制改革。
来源：红网
作者：郭志伟
编辑：闵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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