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任官回避制度的国家。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古代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保证官员任职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公正地履行职务。历史上，任官回避制度在巩固中央集权，预防权力腐败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是随着对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准则的人事制度的否定逐步产生的，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历史上，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配置权力，在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下，家族内部为权力而争斗，成为当时众多战乱的根源，且影响皇权的稳定。统治者意识到了亲属、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威胁以及诸多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于是产生了回避制度。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国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不用本县人的措施。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未形成不须触碰的法规，到了东汉后期，比较严格的规定出台了。

　　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是东汉桓帝时期出台的“三护法”。“三护法”明确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或两个地方的长官虽然没有姻亲关系，也要回避籍贯上的对应关系(如甲州刺史是乙州人，则乙州刺史就不能用甲州人)，以防他们用相互包庇对方亲属的办法搞权权交易。东汉选任地方官员过程中，“三护法”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如东汉官员史弼，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由于岳父母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回避制度在隋唐以后得到丰富和发展，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明代，经朱元璋的严格定制，其内容终至完备。综而言之，中国古代任官回避主要有亲属回避、地方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种基本形式。

　　亲属回避。它是回避制度中最先确立的回避关系，“三护法”中即有。需要回避的亲属范围，历代各有不同，唐时主要限制在“大功”以上的近亲。宋代范围扩大，宋仁宗时出台的《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扩大到“缌麻”以上，即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旁系和各种姻亲。亲属回避要求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注：“大功”“缌麻”是五服中所列的两种孝服，表明不同的亲疏关系)

　　明清时，亲属回避的范围大致上包括直系、旁系血亲和姻亲。清代《大清会典》规定：凡叔伯、兄弟在同一衙门任职者，不论辈分，均以小官回避大官;如官职相等，则以后任回避先任。如系祖孙父子关系，其中一方为某部门长官，则属官回避长官，其余无论品级及任官先后，均令子孙回避尊长。总之，亲属回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摆脱亲属关系的羁绊，避免腐败的发生。

　　地方回避。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护法”中规定，官员任职要回避自身的本籍，这一做法到唐代之后成为定制。地区回避的具体范围，不同朝代有不同要求，总的来看，越到后朝回避的范围越大，执行越严格。

　　唐时，地方州县长官一律不得在本籍及临近州县任职。宋代，地方官要回避本州和本府。

　　明清时期，地区回避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除本籍回避外，清时还有寄籍、商籍的回避规定。寄籍，即在本籍之外官员或其父辈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商籍，指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内，官员都有可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必要加以限制。通过地方官员任职本籍回避，预防和削弱了地方独立势力，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了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职务回避。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职务对任职者有特别的要求，称之为职务回避。如中央大员的亲属不得担任监察官和谏官。监察官的避亲制度比较严格。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时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合称)，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曾任官之地、寓居之地等，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如主管监察官与案件牵涉仇嫌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的。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唐代起已开始有亲仇回避的原则。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要回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财政、税收等事，明清时期也有相应的职务回避要求。明代规定，负责国家财政收入的户部官吏不得由江苏、浙江、江西人出任，因上述地区的税赋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以原籍之人担任恐其与当地势力勾结，侵吞国库。清时规定，曾任盐商，或祖孙、父子、叔伯、兄弟之近亲中有从事盐商者，都不得任管理盐政的户部职务，以防其以权谋私。

　　通过特殊职务，如监察、税务、司法等职的回避，对特殊部门的防腐促廉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国家机器正常运行。

　　科举回避。隋末唐初，形成了科举取士的任官选拔制度。为防止考官与应试者勾通作弊，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唐政府又制定出了科考中的各种回避规定，科举回避制度出现。

　　唐开元时代起，凡与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都必须回避他地，另行考试。到了宋代，“钟鼎之家”的子弟们在科举考试后，必须再加试一场，以示公允。

　　科举回避是科举取士公正性要求的必然结果。科举是寒门儒生通向仕途的独木桥，因其涉及个人出路，取与不取举足轻重。因此，铤而走险之人大而有之，历史上科举舞弊案并不少见。所以统治者力图通过科举回避制度在选拔人才过程中避免由于亲故、同籍等关系而造成请托、作弊行为。

　　总之，在重视宗族血缘之情的中国古代社会，回避制度作为用于防止同宗、同乡徇私，用于防止官员限入地区性利益之中的一种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封建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使吏治得到相对的澄清。

　　研究中国古代的任官回避制度，吸取一些合理的积极因素，古为今用，重视回避制度在当今人才选拔，尤其是在国家公务员选拔任用中的作用，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公务员回避制度，由于各国国情、历史文化不同，每个国家的回避理由、程序、范围等都有不同。事实上，回避制度只有与本国政治体制、历史条件、文化差异、风俗习惯等相结合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