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政府信用则是社会信用的支柱。孔子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国家信用主要是指政府信用，而政府信用就是社会公信力。古语云，“民无信不立”。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全面把握政府公信力和政风的内涵，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的内涵。政府公信力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公众的信用;二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政府对公众讲信用，公众才会对政府有信任。在现代社会，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居于社会信用链条的核心位置。分解来看，政府信用也有一个体系，政治信用、决策信用、行为信用、程序信用是政府信用体系主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政府信用要做到名实一致、言行一致、前后一致、上下一致。

　　政府信用与信任关系主要有三种：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契约—控制—服从”及“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信用是伦理、法律和经济层面的。而信任还包括传播层面的，即公众对政府信用的可观察性和可理解性。在现实社会中，因传播渠道不畅导致信息不对称，或者传输干扰导致信息失真，都会引起公众对政府信用的误解。

　　政风的内涵。政风是一个政府的作风与形象，不是官员个体的作风与形象，但官员个体的作风与形象会形成集合并影响政府的作风与形象，并有放大效应。政风既是政府行为作风本身，包括组织自律与组织他律、个体自律和个体他律;也是由此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应，即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期望和信念等。

　　政风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关系。政风与政府公信力具有共同的来源基础，它们的生成都有赖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公共规则体系的公正性以及掌握意识形态资源的丰富程度。政风与政府公信力具有相同的影响主体，它们都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赢得社会公众对其信任、支持与认同的心理状态，都是公共机构权威和影响力的外在投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政风与政府公信力具有同样的政治效用，它们都通过其良好的形象和诚信行为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使得其法令、决策能够很好地被贯彻落实，反之则不然。

　　改进政风与提高政府公信力。在我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唯其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戴，党才可能在人民的授权下行使执政权力。

　　良好的政风和公信力是政府公共治理效率的保障。政府公信力是公共治理效率的坚实基础，只有政府的法规政策及政府的行政运作能够得到公众认同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规划、决策才能够比较顺利地得以贯彻和实现，才能切实维护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良好的政风和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用的基础与社会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秩序的规范与准绳。同时，良好的政风和公信力有利于社会信用的建立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政府公信力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应该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既是当前政府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突出问题。

　　从政风的角度来看，形式主义就是只做表面文章，不重内容和实效，以好大喜功或者是应付敷衍的态度对待事务、对待群众，或者弄虚作假，名不副实;或者做表面文章，虚与委蛇。形式主义的产生有两大原因：一是功利思想，也就是热衷于“面子工程”;二是懒惰作风，也就是只求快不求好，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社会上和人民群众对这种现象的意见是很大的。

　　官僚主义对政风的影响更坏。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武断、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到处可见。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对权力的崇拜;制度根源是权力不受约束。针对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思想教育这一举措;针对制度根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则力主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相关联的，有享乐主义的思想基础，再加上“从众”“攀比”等社会现象，就很容易演化出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挥霍无节制的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的实质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的生理本能需求看成人生的最高追求，只关注个人私利而目无公众社会。享乐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思想空虚、贪图安逸、不求进取，而这种人生观在党内的滋生和蔓延必然带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挥霍浪费、腐化堕落等现象。对于执政者来说，享乐主义是堕落的渊薮;对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来说，则可能是走向衰亡的起始。

　　通观历史上的奢靡现象，脱不开两个规律：一是奢靡多与权势相关联，奢靡的人或政治上权柄在握，或经济上巧取豪夺，或两者兼而有之。二是盛世更容易出现奢靡之风，当前是中国多少年来未有的盛世，国强民富，物质前所未有的丰盛，社会也前所未有的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讲，时下社会上、官场中贪腐之泛、铺张浪费之极、奢靡风气之劣也几乎是前所未有。因此，反对享乐主义是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刹住奢靡之风则是稳住立国之基、保住立国之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保持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

　　必须看到，上述“四风”是根脉相通、内在相联的，无论是过去民间所讲的“馋、懒、贪、奸、猾”还是史书中常用的“骄奢淫逸”，都能看到“四风”内在的逻辑联系。“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何况“四风”之存久矣，危害之深，已经在不断地啮啃和动摇着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肌体。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三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不是采取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而是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经验主义依赖经验，不注重学习、思想局限保守、无法跟上时代进步。很多地方领导抱着老经验处理新形势下各种事态变化，不分析客观世界变化，凭经验作决策，作出的决策与时代脱节、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脱节。

　　二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在没有经过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拍脑袋决策和盲目行动。盲动主义不注重科学决策、不注重民主决策、不注重依法决策，而是依赖经验、权威、冲动和个人利益来决策。当前很多好大喜功的工程、朝令夕改的政策、负债累累的财政就是盲动主义的结果。决策导致的后果由国家买单，老百姓买单。

　　三是文牍主义。“文山会海”是文牍主义的典型表现，通过开会、发文取代解决实际问题。“八股文”模式、套路文件多，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脱离实际，不深入基层，文书表格、文牍案卷遮蔽工作目的，不实际解决问题，还给老百姓带来程序上的繁琐和麻烦。

　　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上述“四风”派生出来的，并与“四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例如，经验主义、盲动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派生，脱离实际、自以为是的官僚作风，自然就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处事方式;文牍主义就是形式主义的派生，以文件和会议的形式来取代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说这三个问题在基层是较为普遍的，其危害性比较隐蔽。例如，经验主义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权威，盲动主义有时会被误认为是魄力，文牍主义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勤政。

　　系统施策，全面治理，转变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

　　转变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是一项长期性的、不间断的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近期来看，转变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基本思路是“系统思考、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全面治理”;主要手段是“教育、制度、惩处”;核心内容是“健全制度”“落实责任”。

　　以强化践行党的宗旨教育推进政风转变和公信力提升。这是解决转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原动力问题，在执政理念上明确“责任实质”，促进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掉队”。其核心是执政为民，还权于民：变“政府是国家委托的”为“政府是人民委托的”，真正做到淡化管理，强化服务;变“权力是国家给的”为“权力是人民给的”，真正做到还权于民。一是强化正确的执政观念，教育广大党员和公务员明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政府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二是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消除“官本位”“管本位”等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经常“照镜子，正衣冠”和“常检查，常治病”;三是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政府及公务员要做到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以完善政治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风转变和公信力提升。这是解决转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推动力问题，在执政程序上制定“权责规则”，促进政府工作人员“不能掉队”。只有不懈地抓住制度建设不放松，以制度建设严格管控，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减少和降低不当行政作为和不作为，才能获得立足的根基、持续的动力。

　　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好科学运用决策权、审批权、财政权、用人权。在决策权上，要做到“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减少经验主义、盲动主义决策。在审批权上，要不断地“简政放权”，规范权力运作和监督制约机制，减掉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挤掉利用审批权去寻租的空间，扫除官僚主义行风。在财政权上，一方面要“轻徭薄税”，将资源支配权更多地还给市场，另一方面要注重财政支出的效率和公平，杜绝利用财政等公共资源行奢靡享乐之风。在用人权上，要通过公平公开的选拔方式、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激励、激发公务人员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打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低效工作状态。

　　大力推进行政结构扁平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行政行为透明化、行政手段信息化、公众参与常态化。行政结构扁平化，是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建立一种紧凑、干练、高效的行政机构，打造“效率政府”形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均等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不断缩小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打造“公平政府”形象。行政行为透明化，是指确保政务信息公布于众，行政行为公开透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打造“阳光政府”形象。行政手段信息化，是指通过电子政务、电子监察系统等信息化手段提高行政效能，打造“现代政府”形象。公众参与常态化，是指政府决策过程中要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倾听群众呼声，欢迎群众监督，鼓励群众参政议政，构筑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以强化内外监督推进政风转变和公信力提升。这是解决转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约束力问题，在执政过程中赋予第三方“问责追责”的权利，促进政府工作人员“不敢掉队”。一方面通过监督的威慑作用，让官员不敢敷衍塞责、腐败奢靡，从而优化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从纪律和法律层面严格“责任追究”，切实做到责任到人、违法必究，让行政者为自己的失职、渎职买单。一是拓展监督渠道， 保证监督有效性，把组织监督与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管理网络，增强监督约束的合力和实效;二是明确考核标准，实施行政责任制。对公务职权程序实行全面、严格的梳理，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考核工作要坚持专业机构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以考核明确行政责任，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合格”淘汰制;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以行政追责强化监督效果。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对公务行政职责加以规范，让“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承担法律后果，大大加强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有效性。

　　以改进队伍作风建设推进政风转变和公信力提升。这是解决转政风、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执行力问题，在执政效能上增强“履责能力”，促进政府工作人员“不会掉队”。这就需要通过改进队伍作风提升队伍战斗力，推动政风转变和公信力提升。一是不断地加强思想作风和学习作风建设，“学无止境”“人无压力轻飘飘”，需要通过市场竞争、人才竞争、干部培养竞争等方式促使在实践中强迫形成“干中学”的氛围，不断把学习的知识用于实践，努力转化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强化公务人员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优化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运用刚性要求与自觉遵守相结合的办法来推动工作效能改善;三是强化自律和他律，严格遵守纪律法规，以职业道德和公务员行为规范严于律己，强化警示教育，增强拒腐能力，确保队伍的纯洁性、廉洁性;四是积极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不断拓宽为民服务渠道，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政府公信程度和人民满意程度最大化。

　　(《新湘评论》201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