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一个百年老店，它成立于1889年4月，目前个人党员 10万名左右，有2540个地方党组织和500个工作站。1917年以后便一直是瑞典第一大政党，1932年后连续执政，至今除 1976—1982年和1991—1994年外，始终独立执政或领导执政。作为第一大政党，即使不执政，它也是获得选票比例最多的单一政党。在1930年到1990年的历次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一直能获得40%~55%的选票。左翼政党能在西方世界中拥有如此牢固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瑞典社会民主党一家。

　　瑞典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固然有民族、宗教、文化等综合性因素，但它所营造的党的社会基础(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党群关系”)，也就是以好的理念吸引民众、以好的政策吸引民众、以组织密切联系民众、以合作机制扩大民众，应该居功至伟。

　　“人民之家”：

　　以好理念吸引社会大众

　　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汉森(PerAlbinHansson1885—1946) 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他指出：“家庭的基础是团结一致与共同感情。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这里不存在对他人的歧视，不存在以他人为代价而谋取个人私利，强大者也不压迫和掠夺弱小者。好的家庭体现出平等、理解、合作和帮助。将这种概念扩大到包括公民的人民之家，就意味着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社会与经济障碍将被打碎。”汉森将国家比喻为家庭，号召把国家建设成像一个好的家庭那样的好国家。这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一般民众而言，其吸引力可想而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不平等，而坠入不平等阶层的肯定是普通大众。

　　因此，“人民之家”的实质就是建立福利国家。汉森这样说：“在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统治必然失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将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就是， 作为保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极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些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将普遍福利置之度外。”福利国家也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之家”的途径是社会合作，他指出，“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好的人民之家，使生活与工作其中的人们获得生存保障，使每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紧密合作”。

　　福利国家：

　　以好政策回馈社会

　　好的理念必须变成好的惠民政策才有生命力，进而才能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人民之家”计划都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以此为指导，瑞典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赢得民众的欢迎，让瑞典骄傲，为著名的“瑞典模式”奠定了基础。如今，人们谈起瑞典，首先想到的概念也是“人民之家”，把“人民之家”等同于瑞典。

　　“人民之家”指导下的社会政策不但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消极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有积极性政策所推动的社会公平计划。就业是人的基本需求，为此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其中一个办法是发展公营部门，为妇女、非技术人员以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从1950年到1992年，公共部门就业增加了110万人，而私人部门就业实际上减少了大约20万个工作机会。瑞典增加就业的80%都是通过发展公共部门实现的。同时，推动以国民收入均等化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瑞典的高累进税制最为著名，最低税率为33%，最高税率可达88%，从而避免收入的两极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瑞典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下降，到 1970年代中期最低曾下降到0.2以下，1980年代中后期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超过0.22的水平。

　　有了充分就业，分配上的平等化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活在其中的人无疑具有最高的“幸福指数”。

　　组织网络：

　　以组织夯实社会基础

　　在一个多党竞争的国家，一个政党仅有好思想好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发达、坚实的组织基础以联络民众，否则在政策趋同化的“共识政治”时代，民众就会失去其“党派”身份，迷失于各家各派看似近似的政治主张之中。事实上，在各大主要人群中，比如工会、年轻人、妇女、宗教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有自己的分支性组织。

　　作为一个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拥有最为密切的传统关系。瑞典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很高，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80%~85%)都参加了总工会(LO)。瑞典总工会是瑞典公认的最大、最有影响的利益集团，是一个现有16个行业工会(最多时达到20多个)的伞状组织，它们将全国的蓝领工人组织起来，成员大约有200万(20世纪80年代超过了200万)。这16个工会跨私有和公共部门，它们在各地均有分会，在企业车间也有小组。

　　瑞典总工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年建立的，因而工会工作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重点。在形式上，工会和社民党彼此独立，工会也宣称“在政治上不结盟”，保持独立行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同构化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首先，成员身份的双重性。总工会所辖的地方分会与社会民主党有一种从属关系，这部分工会成员自动成为社民党的集体党员，工会的集体党员一度占到了社民党党员的2/3到3/4。这种情况一直到1987年社民党议会党团决定改变这种所属关系后才开始变化。其次，两大机构领导成员的重叠性。总工会的主席几乎总是社民党的全国执委会成员，至少有一个来自全国性行业工会的主席作为社民党执委会的副主席。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总是从工会中选拔内阁成员，而且往往占据要职。在这种同构的安排下，总工会也一直是社民党的重要财源，工会除了以党费和选举赞助的形式为社民党提供赞助外，还在培训、报纸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除了工会外，社民党还保持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稳定联系。在社民党的官网上，可以看到具有社会民主党属性的社会组织，如与青年人联系的瑞典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与妇女联系的瑞典社会民主妇女国家联盟、与基督徒联系的瑞典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最大的青年组织即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许多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都是从该组织开始政治生涯的，如著名政治家奥洛夫 帕尔梅(OlofPal-me)和英瓦尔 卡尔松(IngvarCarls-son)等。

　　合作与协商：

　　以协商民主扩大社会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建立自己的牢固的社会组织，还在政治生活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其能为其他政治派别力量所接受，其中，阶层关系中的阶级合作主张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最值得关注。

　　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中就包括阶级合作思想，合作、平等和福利共同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二战以后，阶级合作思想指导下的协商民主，就变成了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所组建的国家机构的原则和决策机制。

　　二战后，瑞典成立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事实上就是一个阶级合作组织，它是由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劳动力的机构，负责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因此它也是瑞典影响最大的经济机构。其领导机构由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名)、雇主联合会代表(3名)、工会联合会代表(3名)、职员中央组织代表(2名)、职业协会联合代表(1名)组成，还有两位成员代表妇女和农民的利益，并在全国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实际上是瑞典经济运行的核心，是政府借助于劳资合作而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键角色。

　　阶级合作不仅体现在宏观政治层面，也具体体现在微观经济生活中。1976年，社民党执政的瑞典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规定工会享有就企业经营、雇佣等重大事项的谈判权、拥有企业经济技术情报的知情权。很多人认为，这个法令的通过，使瑞典进入了经济民主化阶段，因为它给予工会就企业的劳动组织和管理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的权利，以及了解企业内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阶级合作思想在决策过程中体现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协商民主。1949年，“星期四俱乐部”由社民党倡导成立，它是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就重大经济政策问题定期会晤的非正式协商机构。从1955年起，埃兰德首相又邀请企业界、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定期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共商国事，作为协商民主政治的“哈普森民主”因此得名。此后,社民党帕尔梅、卡尔松等继任领袖都把协商民主奉为圭臬，在制定、实施某项政策时，充分地与其他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进行协商与对话。社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大概与其阶级合作和协商民主政治是分不开的。

　　好的理念、好的政策、完备的组织系统以及体现为协商民主的阶级合作，应该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成功的秘笈，也是塑造作为“人民之家”的“瑞典模式”的关键所在。但是，“人民之家着火了”。“人民之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和单一宗教的基础之上，冷战后越来越多的难民进入瑞典和北欧，对该地区的同质性结构构成挑战。伴随着伦敦、巴黎骚乱以及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春夏之际，斯德哥尔摩街头也出现骚乱。“人民之家”如何包容外来民族而让“瑞典模式”光彩依旧，无疑是摆在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瑞典政治家和民众面前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