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关系中国人的前途命运。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个与人直接相关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的宏大现实问题;马克思当年批判、揭露过的宗教神学、思辨哲学、庸俗哲学，都不具有这样的理论品格。而当今中国，直接关系中国人前途命运、具有实践意义的重大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从哲学上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从哲学上思考中国人的前途命运问题。如何发展中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围绕的实践主题。如果偏离这个实践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不出来，这条道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拓展，今后也难以顺利地走下去。

　　在发展这个实践主题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既有理论成果。回顾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探索已经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如邓小平理论，它主要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角度回答了如何发展中国。它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要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主要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围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更新意识形态，为中国发展扫除思想障碍，成了当时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再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主要从党建的角度回答了如何发展中国问题。它之所以会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党对自身性质的定位以及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明确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定位，使其真正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能更好地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又如科学发展观，它直接以中国发展问题为思考对象，对“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作了回答。之所以会直接以发展作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主题，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领域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等各方面发展失衡引起的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试图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方法，逐步化解发展失衡带来的矛盾。

　　过去三十多年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义”与发展，必须合二而一。离开中国的发展来谈论什么抽象的主义，主义会落空，那不是我们所要的主义;当然，离开主义来谈发展，发展也可能迷路。因此，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理论创新仍然不能偏离发展这个实践主题而展开。

　　着眼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五大深层次矛盾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实践永远是开放的，只要实践在发展，那么，矛盾就永远存在，只是不同时期，实践中的矛盾或矛盾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真正的理论创新不过是对实践中矛盾的理论自觉、理论回答。不同的理论或理论的不同形态就是这样产生的。也就是说，理论创新既不是根源于主观的创新愿望，也不是服从领导人的更替，而是源自实践中的矛盾。

　　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意义和高度来看，有实质意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从经济建设来看，目前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从政治建设看，过去以人治、集权为特点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我们应该通过发扬人民民主、扩大党内民主，更好地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思想文化建设看，必须处理好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价值观念多样性的矛盾。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形成具有思想魅力和时代气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从社会建设看，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管理创新。从生态文明建设看，如何处理好生产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将是长期存在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党需要继续以引领当代中国发展为根本任务，以解决上述五大深层次矛盾为着力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党的理论创新同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