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座谈会、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今年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整20年和整10年，也是深入落实十八大精神、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请他就全面深化改革、把准改革脉搏、实现改革重点突破谈谈体会。

　　记者：习总书记最近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您多年研究邓小平理论和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在习近平提出“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重要指示后，又多次发表文章进行分析解读。这次想请您结合谈谈如何把准改革脉搏、实现改革重点突破问题。

　　张富泉：自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隔又一个十年，习总书记主持武汉会议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人们对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充满期待。不少心忧天下之士还有点担心，说我国市场体制“建立”十年、“完善”十年，现在就只差“实行”二字了!有学者还发问：强秦为什么起用商鞅变法?商鞅为什么徙木立信?言下之意是既要起用通晓变法者，又要让民众知晓其利益。可见推进市场化改革，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只有真正把准了改革脉搏，对改革有个正确的诊断，才能找准攻坚克难、让人民高兴满意的改革良方，也才能实现改革又一个十年的重点突破，并带动市场化改革的整体推进!

　　记者：对于改革脉搏及内在规律与关系，您认为应该怎样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去把握?是不是把准改革脉搏，就能实现市场化改革的重点突破?

　　张富泉：市场经济的命门在公平竞争，最基本的特征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如果用这个基准对过来的改革把一把脉，或者说做出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估，那么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尚处于劳动力市场化配置，人口却不能自由迁徙的一种“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激活释放了大量农业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自由流动起来，或者说对劳动力资源实行市场化配置，大量农民工和下岗再就业职工纷纷进入沿海和城市经济发达区，创造了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是“半市场化”而不是全市场化，人口还不能自由自主而有序地迁徙，市场经济动态平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时调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即“用脚投票”的规律性作用还得不到发挥，结果只能把差距拉大、市场分割、生态环境和“三农”问题等大量无解的方程揽给政府，相应地又带来所谓“市场失灵”要靠政府来调控的假象，于是乎造成不规范、不透明的寻租机会与空间也越来越多。这又势必导致区际差距越拉越大、政府掌控资源越来越多、权力腐败越来越严重、市场化改革却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的恶性循环。

　　记者：改革以来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成就，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阻碍或延缓改革，出现“半市场化”粘着现象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有学者提出置疑，说市场化导致目前产能严重过剩，并说这是老祖宗马克思早有的定论?

　　张富泉：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认为其直接成因在于“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页)。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找原因，恰恰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至今未能到位，旧的体制势力依然故我的结果。由于长时期处于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状态，导致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模式，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曾经历过和大多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的以家庭户为主导，并构成经济与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为特征的永久性迁移模式，因而被称之为中国特有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这种“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长期流动性劳动人口，终年围绕打工地与户籍地像候鸟一样来去迁徙，不仅给交通造成很大压力和季节性拥堵，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与环境问题，其中也包括该部分人群的收入和“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显示，到2012年全国农民工已逐年增加到2.63亿人，若加上全国总抚养比42.72%的抚养人口共计3.75亿人。这个数字与全国城镇化率(2012)按户籍人口低出按常住人口17.28个百分点，加上不合国际常例抑制性城镇化的滞后值12.3个百分点(施建刚等，2012) ， 即应当进入城镇而被排除在城外的人口约为4亿人是基本一致的。全国有占到近1/3的4亿人口长时期被拦于城镇之外，按人均消费(2005-2010)城镇为乡村3.5倍计算，则相当于全国应有消费力被压缩了近一倍，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一项每年就压低约20万亿元。

　　若再加上人户分离造成进城务工者收入，不能用于就业城市购房安置等长期性消费，致使巨大的消费资金转化为农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资的现象等，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而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状态，每年光压低民生和消费潜在购买力就达30万亿元之巨。所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如果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一旦被突破，让每年新增30万亿元消费的巨大红利得以释放，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自调自强自求平衡的巨大内需功能得到发挥，中国根本不会存在什么产能过剩问题，也根本不会有什么就业难的问题!

　　记者：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按您所说光潜在消费力就可释放30万亿元之巨，拉动生产、促进就业当然不成其问题。这种市场化改革据您测算，还有其它可释放潜力与红利吗?

　　张富泉：推进市场化改革，突破“半市场化”粘着状态已成当务之急。为统一思想、下定决心起见，我看还应算算效益和环境两笔账。记得前几年有个报道，北京延庆县把占全县10%的贫困人口从山区中搬出，花的钱比过去扶贫少，却实现了“生态安全”和脱贫。对此，钱正英总结防沙治沙和扶贫经验曾概括为两句话：“人进沙进，人退沙退” 。意思是解决贫困化与生态环境的治本之策，莫过于发挥市场经济“用脚投票”的作用，鼓励引导人口自主有序地迁徙。但在“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下，希图采取行政性手段和政府项目投资，甚至用搬迁发展来解决地区差距与生态环境问题，结果势必力不从心甚至适得其反。

　　据中国统计资料分析，我国改革解决温饱和达到小康的“前两步”，即1980-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年累计共为23.21万亿元;而进入“第三步”基本现代化建设的2001-2011年的11年，投资总额很快增加到152.99万亿元，按绝对值计算后11年为前21年的6.59倍。可见这些年增长速度是快了、猛了，但主要是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着的，背后则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经济效益损失和权力腐败、公平正义的损害，在我国确确实实已有难以承受之重!若再对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投资效益做个简单的对比，进入新世纪11年比“前两步”21年的投资增长率，内地比沿海多增长2.27倍而其GDP却少增长0.4倍。这种投资增加与GDP发展效益倒挂的现象，结合“半市场化”粘着状态做出数量分析，就会发现其所造成的发展效益损失约相当于1/3个沿海。

　　另从微观上看，结合改革调研我们不妨跟踪某些项目投资到大山里、到生态脆弱的源头区去看看，某些花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投资的项目，按老百姓的说法是“修条路就为看住几个婆婆佬佬、孙孙崽崽”。实践表明，加快中西部发展确有必要，但必须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适时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富裕的区域公平竞争机制，通过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口随劳动力向沿海与内地城市经济发达区自由迁徙，沿海经济渗透延伸和内地人口与产业集聚经济区的又好又快发展来实现;而不是出于贪权恋财或悲天悯人、救世主的心态，把珍贵的国家资财不计效益效果地往山里垒、往水里倒呵!要那样尽管也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可谓是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无效益!

　　记者：看来算好消费就业、发展效益和生态环境这三笔账，真正把准改革脉搏，突破“半市场化”粘着就不成问题。那么，您认为该怎样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推进全市场化改革呢?

　　张富泉：按照邓小平对中国改革 “三步走”的战略设计，1980-2000年“前两步”翻两番，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和达到小康;“第三步”进入新世纪是“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这“第三步”翻两番要比“前两步”翻两番多出10年甚至30年，是因为“前两步”处于改革之初短缺时期，GDP新增财富越多效益也越好;而“第三步”已全面进入买方市场，需尽快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新世纪的共同富裕和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邓小平要把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提上新世纪“第三步”现代化建设的议程?其重要原因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出温饱小康型的地平线，面临的主要矛盾已是新的发展问题，这就必需迅速转向培育壮大消费和扩大内需市场。因为世界经济大国无不是内需型经济大国，中国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也概莫能外。如果仍旧停留于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状态，继续造成劳动者人群的收入和消费被压到最低限，不能走向共同富裕也就无所谓新的发展!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的障碍，切实解决好人口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体制机制问题。

　　记者：这样说来，打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关键?

　　张富泉：改革户籍制度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关键在于完善深层次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实践表明，中国改革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一路走来，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始终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比如，实行财政承包制及在此基数上的分税制，打破“大锅饭”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如期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此后进入现代化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步”战略目标期，由于没能依照区域非均衡、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规律和邓小平“反过来”的要求，在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做出及时调整，仍然沿用承包式分税制势必造成地方利益的刚性，相应形成了候鸟型农民工“半市场化”胶着状态。

　　事实上，户籍制度在国家层面早已松动且有不少已明令废止，就因为关系着地方财政利益及户籍人口的切身利益，至今才仍在劳动力承接地普遍得以沿用，才导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和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市场经济，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得遵守其以人为本、公平竞争的基本规则。特别是在财税分配政策的本质属性上，必需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分税制接轨，实行政府间财力横向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获得平等的财政对待”(布坎南，1950)。一句话，最根本的改革就是按国际惯例与市场经济通则，以常住人口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多个标准来均衡政府间可用财力，实行政府间财力人均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记者：您所说的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按常住人口人均分配、还是以户籍人口为标准人均呢?

　　张富泉：目前我国统计中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都不是国际分税制意义上的标准性常住人口。如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常住人口1.04亿户籍人口却只有8500万;而河南是户籍人口1.04亿常住人口只有9400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差别这么大?显然是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的结果。河南劳动力流向外地把大量抚养人口留在户籍地，则意味着其劳动力输出与劳动财富的外溢;而广东接纳外来劳动者在获得劳动财富时，也或多或少为之提供了某些公共服务或是公共服务的外溢。把这种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剔除出外，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分税制的标准性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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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从统计常住人口中求取标准性常住人口?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战略时，还曾提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战略措施。这就是“前两步”内地顾全沿海率先开放的大局，采取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规划并实行承包式分税制的非均衡区域政策，如期实现了用两个十年翻两番的目标;而进入“第三步”沿海服从内地共同富裕大局的战略目标期，按区域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悖理和“两个大局”战略“反过来”的逻辑路径，则需从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反过来”，也就是将现东、中、西纵向非均衡性经济区，合纵连横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共12省的泛珠三角、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共10省的泛长三角、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共9省的大环渤海三大横向均衡性财政经济区，在保持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变、省级市县级财政支配使用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

　　这里的“标准人”分配公式，基于市场经济以人为本、公平竞争的本质要求，借鉴德国财政制度中具有收入平衡性质的增值税预平衡约占30%、具有支出平衡性质的州级财力横向平衡与联邦补充补助约占70%的均衡性比重，由“各省(市区)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平均水平以及外部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等(应当)给予条件的平均水平是一致的”的科学理念，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年任一年或几年的面板数据，按具收入权重性质的人均GDP与人均财政收入各占15%、具支出与财力需求权重性质的财政支出占70%的比重，反推出目前统计人口中剔除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的标准性常住人口，因而“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是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

　　像这样，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实施财政横向均衡以重构区域经济公平竞争的格局，实现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不会造成财源效率机制的损坏;而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标准)人口均衡地方财力，那么也就如同国际通常情况一样，人口在哪就业安置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入沿海和城市，既能把当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沿海与城市经济发达区就会乐意接纳人口，突破“半市场化”即期就圆了4亿人进城的“中国梦”!而增加4亿城镇人口每年仅扩大消费就达30万亿元。且增强消费还将拉动发展方式转变等，由此算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即带给中国的红利将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如此说来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把准改革脉搏，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即为牵一发动全身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请问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跟目前的分税制有何不同?具体对接与转换有没有困难?

　　张富泉：这种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与现承包式分税制对接的主要变动就在将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补充补助部分，按常住(标准)人口实现政府间财力均衡和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与当年财政承包制转向分税制比较，不涉及到地方财政利益调整的刚性，因而也不存在同地方讨价还价商量的必要。可见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实质上只涉及到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部分，改革权基本上是在中央财政，其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大道至简，透明度高且可操作性强，确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最终完善分税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二选择。特别是突破 “半市场化”粘着状态，釆取“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纯粹是按“三步走”战略思想与理论逻辑推导出的改革举措。莫说没什么工作上的盲点、疑点与难点，就是深水区也要坚决趟过去!

　　此外，为完善财税体系还需按照事权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中央、省市区和市县三级财权事权关系。并规定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特殊补贴，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拔款和重大国际活动的补助拔款继续保留，且不记入地方财政均衡计算范围。另对税制改革亦可先出台较为完备的税种税目，起到全面深化改革安民告示的作用。至于哪种税收哪个时候开征则可视情况而定。比如，遗产税到本世纪中叶开征也不为迟;而房产、地产税基于突破“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人口随劳动力自由迁徙入城的良机和刺激城镇居民岀手空置房地产的需要，完全可以在近两三年内征收并明确规定其税率和起征点。这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发挥好政府引导和政策调节市场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时代就会早日到来!

　　专家简介

　　张富泉：现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年来从事邓小平“三步走”与“两个大局”战略研究，所著《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中国经济出版社)受到学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