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法院院长会上指出，“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为了做到每一个案件都实现公正，他要求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假错案。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也撰文呼吁：“宁可错放，不可错杀”。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极为复杂，但在刑事司法领域，为盲目追求所谓“破案率”，应付信访的压力等，采用刑讯逼供手段导致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则是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而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理念的淡漠及相关制度的缺位。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以公开促公正，让阳光照进司法的每个角落，完善司法权运行机制，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堵住刑讯逼供的大门，从根本上杜绝冤假错案的一再上演。

　　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由于法治观念的缺陷、法律制度的落后和司法技术的粗陋，刑讯逼供这一现象由来已久，危害极大。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的内容，但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刑事诉讼被认为是对敌斗争的专制活动，许多案件的办理还靠搞“专案”“运动”等办法，或者凭经验、凭感觉办案，缺乏科学、系统的证据规则，在审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宁枉勿纵”、重打击、轻保护、重权力、轻权利、疑罪从轻、重结果、轻程序等的惯常做法，使得刑讯逼供长期存在、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无辜、造成冤假错案的毒瘤，影响恶劣。

　　古罗马人曾说：“严刑之下，能忍者不吐实，不能忍者吐不实”，对刑讯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17世纪时法国有人讽刺性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刑讯逼供危害之巨，为诸多开明的思想家所认识和批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不厌其烦地剖析了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和危害，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陋习。

　　中国自古就有“棰楚之下，何求不得”，“三木之下，何患无辞”的俗语。刑讯逼供不仅极易产生冤假错案，而且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司法权威的破坏和司法公信的丧失，严重阻碍法治的进程，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也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当代法治观念和诉讼理念中，公民权利保护已经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方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另一方则是强大的国家。前者往往是单个的个人，而且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等极易受到限制;而后者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它们可以动用任何力量和手段，对付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使其处于身单力薄和孤立无助的境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侵权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隐私权利等公民权利总是受到侦控机关诉讼行为的威胁，极易被侵犯。权利保障理论要求，侦查行为必须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违反程序规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

　　为贯彻公民权利保护原则，防止冤假错案，世界各国通常采用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规则，设定司法活动的边界，达到程序的救济的效果。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是以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个人隐私和住宅等权利为代价的，是非法证据的主要获得手段之一，因而被认为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野蛮行径。为此，世界各国都极力通过各种公约、法律、法规等，限制或消除刑讯逼供的适用，规制非法证据。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对防范非法证据和刑讯逼供问题也有规定，并做了完善和改进。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此外还规定了公民住宅、通信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的条款。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取得的程序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司法机关做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严格贯彻实施这些规定，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的发生，本质上在于司法权的行使和运行缺乏监督制约;而司法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专横的权力，往往由于司法权躲在阴暗的角落肆意妄为，从而成为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潜在威胁。为此，除了在制度上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必须全面建立阳光司法的理念，以公开促公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不仅如此，阳光也是防范司法权被滥用、杜绝冤假错案、保护人权的最佳途径。当前，以推进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审判白皮书，对侦查、审判等环节采用全程录像，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开放法院等为主的一系列司法公开措施，正在实施。这些措施旨在建立全方位对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内部和外部环境，让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司法权“看得见、摸得着”，让司法机关清楚司法权的边界之所在，同时，也使得公民权利受保护的法则得到阳光的普照。这不仅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最佳机制，更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沃土和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