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愿景促使中东欧国家走上“欧洲化”道路。20多年后，在外部融合与内部趋同、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双重互动下，“欧洲化”道路取得显著成果，中东欧国家基本确立了与西欧国家趋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其中多数国家加入了欧盟。

　　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

　　尽管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东欧的确立和巩固，但对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是在冷战爆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苏联强制推行的，对苏联模式的照搬背离了中东欧的实际，扭曲了中东欧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适应乃至这一模式本身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更令中东欧国家难以接受的是，苏联模式不仅是一种外来模式，而且是苏联控制中东欧、加强自身力量与美国对抗的工具。凡此种种，激起中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和对苏联控制的反抗。然而，改革苏联模式和反抗苏联控制的尝试大都遭到苏联干涉，甚至武力镇压，这极大伤害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以致对苏联控制的反感与对苏联模式的否定结合起来，汇聚成一股汹涌的暗流，遇有机会便喷薄而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放手中东欧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既是中东欧国家走上“欧洲化”道路的前提，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原动力。

　　回归欧洲大家庭

　　摆脱了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中东欧国家之所以走上“欧洲化”道路，源于其对回归欧洲大家庭的渴望。

　　首先，中东欧本是欧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东欧一直与西欧保持着或松散或紧密的联系。唯有冷战时期，一道铁幕把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彻底隔开，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控制下被迫接受苏联模式。曲折的历史经历使中东欧国家坚信自己是欧洲的一分子，只是间或受到外力驱使而脱离欧洲的轨道，理应挣脱外力束缚，回归欧洲大家庭。

　　其次，中东欧经济发展始终与西欧存在差距。早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前，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中东欧南部地区就似乎比西欧欠缺某些进步的潜质。在长达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下，中东欧地区走上了一条或多或少与西欧相异的道路，其发展不同程度地落到了西欧的后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刚获独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又面临通货膨胀、工业萎缩和农业贫困等困难，再加上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仍落后于西欧。二战后，中东欧国家囿于苏联经济模式，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与之相比，西欧国家乘新科技革命大潮，经济高速发展，迎来了稳定和繁荣的“黄金时期”。中东欧经济长期落后于西欧的事实使得西欧在中东欧国家眼中成了“繁荣”“增长”的代名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东欧国家确信，要想获得援助、吸引外资、扩大出口、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增长，就必须回归欧洲大家庭。

　　再次，中东欧国家自独立以来，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大都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保护。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在美苏对峙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大大削弱，不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也不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和蚕食的对象，一度落入“真空”状态。恰此时，前南地区战事频发，中东欧国家面临民族、宗教冲突的威胁，陷入危险境地，急需回归欧洲大家庭，寻求西欧国家及其组织保护。

　　外部融合与内部趋同的互动

　　以加入欧盟为主要目标的外部融合和以实行西方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内部趋同是中东欧国家“欧洲化”道路的两大基本内容，它们之间的互动保证了“欧洲化”道路的不断推进。

　　首先，外部融合的追求使得欧盟提出的加入标准及其成员资格的确定前景在相当大程度上引导和带动了内部趋同的进程。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出台了入盟标准。自 1997年起，欧盟委员会通过一年一度的评估指出中东欧申请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与入盟标准间的差距和努力方向。对急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这些评估报告无异于一份行动指南，指导着它们按西欧国家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体制模式。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决定在次年春天启动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这一决定使得中东欧国家成员资格的前景变得清晰起来，也促使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尽快开展符合欧盟要求的改革。斯洛伐克正是受此驱动，采取了进行自由公正的市政选举、解决总统选举危机、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法、起草保证司法独立的宪法修正案等一系列行动。1998年3月，与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开始后，欧盟对参加谈判国家的制度约束更为具体。2005年4月，欧盟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入盟条约时，还设置了“特保条款”，规定两国如在指定期限内不能完成各自的改革承诺，将被推迟一年入盟，以此激励两国加大改革力度，满足欧盟要求。此外，欧盟也以入盟前景带动西巴尔干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趋同，帮助和推动它们实现和平与稳定、建立市场经济、进行地区经济合作、保护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加强民主化进程。

　　其次，内部趋同的程度影响着外部融合的进度，只有政治和经济转型进展顺利、西方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良好、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欧接近的国家才有可能为欧盟所接纳。事实上，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正是凭着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欧国家较快的趋同而成为第一波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

　　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动

　　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欧国家的趋同意味着向西方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转型。随着转型的推进，政治与经济转型间愈益呈现出一种相互促动的关系，推动“欧洲化”道路前行。

　　首先，向市场经济转型有助于社会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鱼龙混杂的政党和反对派运动不断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几个有固定阶级支持的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党，为多党制的完善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属于中产阶级的群体在所有国家迅速形成。它包括工业和农业企业的新业主，以及服务业和更加广泛的中小企业的技术人员。而创造一个独立的、竞争的和相对广泛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化来说应该是极为有益的。

　　其次，向西方民主体制转型使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西方民主体制的确立为吸纳和消化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较多的回旋余地。由于选举一直在望，可以产生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计划和政府，人们至少可在8年的“喘息时间”(最初的政府大约 4年时间，取而代之的政府又有大约4年时间)内容忍恶劣的经济状况，不会因此否定民主制的存续。

　　当然，一些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欧洲化”道路的风险日渐显现，前景如何，值得关注。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