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7月24日电 (万鹏)201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目前仍处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但确实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国际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处在转型期,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忽上忽下,还有一些数据之间不匹配,但经济在既有增长的动力,也有下行的压力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和调控政策方面也呈现出不少亮点。近日，我们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改革，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强调，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要有科学的改革设计和改革举措，就必须大视野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李义平：你说的很对，我们不仅要看GDP的增长速度，CPI上升还是下降，更要有大的视野，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把握了这种特征，很多经济现象就可以理解了。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阶段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规模已经作大，但还没有作强。其表现是相当多的产业依然处在附加值较低的制造阶段。一般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必然有驰名品牌的兴起，美欧日等国莫不如此，但我们这一方面却很不理想，世界知名品牌很少。如果单位美元的GDP可以用称秤，我们的一定比发达国家的重，这涉及到GDP的物质构成。发达国家的GDP的物质构成是知识产权产品、文化产品、高精尖的制造业占比较大。我们是第二产业占主体地位，实质意义的知识产权产品不多。

　　第二，进入了转方式的关键时刻。以往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的速度型模式曾经赖以存在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产业空间的相对饱和，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创新就难以发展的前沿，这就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三，进入了长期的中速发展时期。我们已经走过了长身高的阶段，进入了长肌肉的阶段。经济发展有它的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下，不受紧缩政策或扩张政策等外来因素的干扰，本身固有的增长率。故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时期。这应当是一个质量、效益、速度相统一的经济增长。

　　记者：那您认为怎样就算作强了?或者说作强的标准是什么呢?

　　李义平：我认为强的标准有一下几点：一是在一些、或者关键性产业上能够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有产业话语权。二是能够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问题，能够全方位、高质量、有效地装备中国。三是能够摆脱资源依赖，具有较强的自我创新能力。四是产业结构合理先进，而不是第二产业独大。五是劳动者素质有较大幅度提升。六是能够保持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着那些挑战与历史机遇?

　　李义平：单纯追求速度的模式的快速前进的列车产生了剧烈的摇摆和巨大的失衡。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是环境问题。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在一些地方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二是怎样才能使创新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号召的层面。市场经济本身是创新的机器，如果不能有效创新，将最终难以在竞争中取胜。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创新还停留在号召的层面。创新要有体制和文化的支撑。三是如何正确地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例如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四是怎样正确认识和推进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既要有城市的必要准备，如能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能不能解决住房、上学、社保等一系列问题;进城人员的必要准备，能不能提高素质，融入城市。如果拔苗助长，把农民的地圈了，回不去了，城市又没有准备好，那就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必须明白农业问题不可能在农业外部去解决。城市化必须有产业支持，循序渐进，靠盖房子是盖不出城市化的，盖房子也盖不出国际化大都市。要谨防重蹈拉美国家城市化的覆辙。五是正确认识招商引资，不能只要形式，只享受过程，不要效果。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招商引资就是用自己不能移动的换别人可以移动的，例如用土地、环境、税收换别人的资本、技术。要有计算，要有划着划不着的概念。实践证明，招商引资很难招来核心技术。招商引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当有不同的标准，不能搞成群众运动，不能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就是用自己的土地给别人办工厂。六是要警惕过度刺激，地方保护和产能过剩。这三者紧密相关，而且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七是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公正问题。八是能不能跨越体制、机制障碍，真正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四不像。

　　以上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可以说是机遇。世界上没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关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上述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是不发展的问题，我们要善于把问题转化为机遇。

　　记者：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永远的红利，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李义平：改革就是通过体制变革，从体制层面激发人们的激情，激发人们的创造性，促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就是所谓改革带来的红利。如果没有始于1978年的改革，没有后来的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一个时期以来的快速发展。已有的改革造就了一个速度型模式，即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不遗余力的血拼GDP。此外，腐败的产生也与既有的权力、手里掌握的资源与和市场结合起来有关。计划经济下腐败是比较少的，因为明确规定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典型的市场经济下腐败也是比较少的，因为政府手里基本上没有资源，再加上透明和监督。还有就是不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以如此，既有认识层面的问题，更有既得利益方面的问题。

　　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应当不断深化。迄今的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能使人类富裕的唯一的康庄大道。即使发生了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也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使人类富裕的功能。市场经济体制会面对出现的问题不断地调整。

　　面对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深化对以下问题的认识：

　　第一，经济规律与经济体制。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遵循规律的经济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更容易遵循经济规律的。规律是深藏在现象背后的，在无数偶然中展示着必然，在无序中潜藏着有序。市场经济下分散的个体(企业)不可能支配一切，只有顺应市场价格的指示，这就在冥冥之中遵循了经济规律。计划经济下计划者可以强大到随心所欲地干预一切，计划者似乎有知识，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违背了经济规律。为了遵循经济规律，我们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

　　第二，宏观调控与体制机制的自我调节。健康的经济运行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自我调节的，所谓的宏观调控通常是第二层次的，是尽可能地不调控。反之，频繁的宏观调控会由于诱导信号的不断变化而诱发短期行为。必须认识到，不适当的频繁调控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当前的政策取向是正确的，但必须辅之以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被誉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取向包括不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性改革，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是正确的，让人振奋的，但必须通过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拥有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基础。

　　第四，经济发展模式的背后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现阶段的考核制度、税收政策、事权与财权的对应，都使地方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市场主体，形成了彼此之间的竞争格局，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速度型模式。要转变成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模式，必须让企业在投入和产出规则的约束下不断地去试、去闯、真正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包括银行、地方政府等扩张者在内的行为主体，可以对扩张的消极后果不负责任，也没有资格负责任，如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约束软化”，那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转换。

　　第五，如何看待审批。计划经济下需要审批，因为都是国家的统一机划、统一立项，花的也是全国人民的钱。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是企业，花的是企业的钱。企业所以这样投资不那样投资，是他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没有了这种判断以及由这种判断产生的行为，就没有市场经济。正是因为如此，市场经济国家才绝少审批。对待审批的态度不是审批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审批部门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过度的审批不仅降低了效率，而且极易产生腐败。

　　第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下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本服务，市场主体是企业的经典论述不容置疑，发达国家在实践中提供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宝贵经验也十分值得借鉴。既想搞市场经济又要进行频繁的行政干预只能适得其反。“四不像”是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的。在我们国家，由于计划经济与传统认识的“路径依赖”，你根本不用担心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倒更需要关注的是其共同性。

　　第七，思维方式有其相对独立性，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需要谨防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谨防轻车熟路的、下意识地回到计划经济的轨道。

　　第八，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同时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场改革，而且是一场革命，并且是自我革命，特别是对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而言。

　　只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上述问题，就可以推进旨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可以获得经济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红利。为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政策等技术性问题，更要关注大的走向，要有战略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