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行政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双重失灵时，商会作为构架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第三只手”，将发挥中观调节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带来的风险。

　　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得比较成熟，在经济社会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影响力。在有的国家，商会甚至与工会、政府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他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商会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

　　美国商会按照私法自愿成立，商会只需要遵守登记所在地的法律即可。商会或协会都是非官方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府一般不介入其活动。商会领导由会员选择产生，既不列入政府编制，也不由政府任命，更不由政府支付薪金，商会经费全部靠会员会费自筹。同时，美国商会团体之间又是完全独立的，如商会领导的任免、工资等级的审批和商会资金的申报，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是由于商会的民间性和独立性，它对公权力有很大的制约力，对社会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美国商会团体在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商会团体利用靠近政府、贴近会员的特殊地位，密切关注立法和政策信息，根据会员的需要，游说国会和政府，反映会员的要求，提供相关说明资料，使得新出台的法规、政策对会员有利。美国很多商会都在华盛顿设立商会总部或办事处，在国会中设有联络员，与国会、政府的联系非常密切。例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了保护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在2000年国会讨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法案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派出代表在国会进行游说，联系其他协会一起做国会的工作，最后使得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法律在国会通过。一些美国纺织品、家具、打火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通过商会向国会提出针对某些国家产品反倾销的指控，并在听证会上作证，要求政府给予解决。

　　日本商会，既借鉴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商会的优势，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点。自由入会原则同美国商会相似，但政府监管和政企之间的合作比美国更加密切。商会在设立、开展各项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依据相应的法律、章程及有关规定，另一方面也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这样一种结构特点，使得日本商会对于促进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

　　日本的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商工会议所，被称为“日本财界四大团体”。日本经团联的会员主要为大公司和大协会，同政府通产省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广泛了解企业界的意见和情况，就政府重大政策进行密切磋商。经团联虽然没有权力对会员企业发号施令，但是通过提供公共讨论的场所，来协调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利益关系。经团联还关注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产业振兴和扩大出口发挥了重要影响。日经联的主要活动是调研劳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就劳动经济、劳动法制、劳资谈判等问题向政府和有关党派提出意见和建议。作为企业资方代表，日经联在改善劳资关系、解决劳资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商工会议所承担着协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关系、扶持中小企业等任务，具体包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建议咨询、产业振兴、技能鉴定、信息沟通、培训人才、国际交流、推动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等等。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欧奇指出，人们都把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归结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而忽视了日本商会所发挥的作用。日本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不是因为通产省拥有多大权力，而是借助于商会这一平台，形成了政府与企业高效沟通的渠道，仿佛像润滑剂一样，促进了矛盾纠纷的解决和重大经济问题意见的统一。

　　在商会发源地法国，商会是一个具有公共管理机构性质的组织，被赋予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商会可以应政府要求，提供关于工业和商业问题的意见;负责监管公共工程的施工和服务管理;商会可以同政府各部部长直接对话，就其行业管理职能上的任何问题与商业部长磋商;在征收商会管辖内的各个部门的税金、辖区内建设公共工程等方面，征求商会意见，等等。

　　法国商会在公共服务方面功能的发挥比较突出。在职业培训领域，法国的商会是仅次于法国教育部学校拥有量的教育机构，培育对象上至高层管理人员，下到一般员工。全国各商会拥有 420所培训学校，教师2.2万多名，在校生达33.5万名。商会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针对职业教育，还开展终生教育、长期教育和短期教育。在基础设施管理领域，法国商会负责公共设施的管理和运营。包括港口、机场、大型仓库以及与流通有关的设施和工业区、国际展览中心、国际会议中心、桥梁以及饭店、游艇码头、高尔夫球场等建设和营运。商会之所以能够建设和营运这些设施，是因为商会从事这些公共事业比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富有灵活性。为了建设和营运好这些公共设施，商会甚至被赋予了征用不动产的权限。同时，法国商会还积极开展国际经贸活动，为支援中小企业国际化，开展信息服务、咨询指导、培养进出口交易人才等。

　　我国商会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商会建设的有益经验，尽快确立商会独立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相关法规，政府要从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中脱身，赋予商会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提高其经济服务功能，并且以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管理为契机，引导和鼓励各类商会、协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使商会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三只手”，充分发挥其利益协调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