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自觉自信的高度衡量中国学术，不能不提出两个追问：一是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及其逻辑出发点;二是中国学术的思想高度。

　　为什么要有这两个追问?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的研究倾向有关。

　　一是学术研究回归文本的倾向。从世纪之交产生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的争论，重释文本经过十年的积累，形成了所谓文本学派，甚至有人用“文本图腾”来概括。在新的时代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现在演化成了用西方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反哺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路径。追随西方文本以肢解马克思思想体系，包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差异中制造两者的“对立”，从生态学流派中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缺少生态学前提”的结论，并依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还有把《资本论》当作存在论这种明显带有海德格尔标签的“理论创新”，等等，这就不能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了。

　　另一个是哲学研究回归哲学史的倾向。据说3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大成果是解构了辩证唯物主义，在破解教科书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寻找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亚里士多德起源，这种依附哲学史及其概念发生学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不过是西方哲学史演化中的一个环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实践不是一个概念生成的问题，而是实践内涵能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得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丰富和拓展的问题。现实的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哲学史中的马克思吗?无产阶级革命是从过去还是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回归哲学史是对现实疏远的遁词，“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的哲学引导，势必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以上两个“回归”看似学术化的路径，但却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院哲学化。

　　还有所谓“用西方通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这似乎是一种走向世界的文化策略，实质是放弃本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那么它的思想就不过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邯郸学步、在西方哲学的叙述框架里充当附庸而已。黑格尔要让哲学说德国话，毛泽东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既是思想创新的途径，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反映的是思想的实质问题。

　　因此，流行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其文体样式，重点关注的只是现实世界之外的语义分析和概念推演，即使是对批判性文本的批判，对思想性著述的思想，也大体是在学术史范围内的注经释义，尽管这很必要也很重要，但从文本到文本的知识系统内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移植至多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而且也不是属于自己独创的思想。

　　在纯粹文献的历史中产生的“锐利的头脑”风暴并非“改变世界”的学术努力,也无以“改变世界”。为了避免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格律恩先生在生产情绪高涨时埋头于阅读引文……他丝毫也不怀疑这一切的正确性，他把自己关于偶然在卡贝著作的一页上相遇的著作家之间的神秘联系的幻想献给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7页)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其终结思辨哲学的秘密在于，真正的思想是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这种在思维中被把握的时代也正是理论自觉的最本质的内涵。

　　中国学术的思想高度应集中在人民最精致最深邃的哲学思想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与学术逻辑的一致性，因此这个高度必然体现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中国现代崛起的“春天的故事”改写了“历史的终结”的理论叙事，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显示了中国道路独特的行进轨迹，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展示了中国现代性生成的思想路径与制度安排。改革开放的实践效应，前所未有地激发出中国发展的巨大动能，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深处的复杂矛盾。面对重大的历史变局，中国学术何以重建“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何以从原来依附于各种政治的和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学究式的玄妙的自我意识中走向理论自觉，批判性地审视既往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思考，从一种策略性话语真正转变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从理论议题的应对模式转变为自主建构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创造体系，已构成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议题。

　　毫无疑问，中国学术正面临重大转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在发展中谋求发展，在改革中深化改革，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实现历史性跨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当代中国是当代世界的有机部分。中国经验不局限于本土意义，实际上它已超越了本土，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经过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被视为全球性重要的力量之一已成定局，在世界性的结构与秩序的大调整中，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了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变化。“中国奇迹”所表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并行不悖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同一进程中我们所秉持的历史观、价值立场、主导方向、文化精神，深刻表明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历史维度和评价尺度，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博物馆里摆放的青铜器，只具有鉴赏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在时空剧烈转换中静止的文化符号，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它的思想精髓已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主线，它充满生命力地浸透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实际地存在于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之中。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过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判断，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把握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唯物史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必须承担这一重任，而要实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逻辑。

　　然而，现实的状况仍然令人忧虑。

　　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外部来看，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向思维和普遍评价，认为它只是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学术话语。如果承认它是学术话语，就必须去意识形态化，甚至是去立场化。只有这样才符合国际流行的所谓“规范研究”。这就很尖锐地把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去意识形态化，甚至是去立场化，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价值何在?用规范研究去“匡正”马克思主义，使它“获得”学术性，这种“学术性”能否体现学术研究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对当代的“中国问题”还有没有学术有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如果只是一种空喊的口号，只停留于已有历史文献的多重考证和反复诠释，只是作为现成的一般原则要求被穿越时代地一味遵循和刻板守护，它必将失去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灵魂和对实践的学术有效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若缺乏理论勇气，不堪担当改变世界的任务，以学术性的名义放弃现实关怀，在时代的呼声中回避现实矛盾，在纯粹的思辨世界中构造精神体系，在社会生活的表象上流于空泛的理论叙事，这无疑是自我放逐。在各种学术思潮交锋的思想舞台上，我们不能眼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出离场的背影。在学术领域，如果说有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根源之一就是不敢也不能结合时代问题和现实内容进行批判性发展，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问题在于，是现实适应思想，还是思想趋向现实?

　　不可否认，有两种研究倾向需要上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进行反思。一是“外部反思”式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脱离时空维度的抽象主题，包括用西方通行或流行的专业术语，在各种流派的语境中梳理中国问题与中国现实。事实表明，以西方特定的理论话语谋划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这种抽象了理论的政治与价值关联的思维，这种把中国的实践作为印证西方理论的案例的治学，其直接效果是为西方模式的外部复制开辟了学术道路。二是依偎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怀抱里，在所谓“原初语境”、“图像复原”、“同质性引用”之类个性术语的自我封闭中自行孕育出一个内部的概念体系。这正如马克思所反对的，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相同意义的理论思维，这样的哲学幻想同样无以谋划现实世界的改变。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生态或学术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是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各式各样的变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研究中日益被边缘化也要求克服自身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不深入研究经济学及其前提假设，思考的问题只能离现实越来越远;不通往历史深处寻找打开现实之门的钥匙，思想的深度只能越来越表象。特别是在“价值中立”化的学术主张引导下，马克思最为关注的社会形态、所有制、财产权、阶级、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都淡出了学术舞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还能有“世界范围的主题”吗?而恰恰是在世界范围的主题中显示理论张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太可能被宣告死亡的。”(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眼睛。现在这双长在我们身上的眼睛却被一些人弄得日渐晦暗了。如果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套话语被终结，中国学术如何获得前提批判、创造基础和方向性的进步?思想的重心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本质之外，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重建的努力中遮蔽了眼睛，对重大历史转变的社会制度性质问题似乎视而不见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学术在“理性”的支配下，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立场，反而更加强化了。因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向其他国家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西方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进行自我限制，也从来没有自认缺乏“学术性”而感到内疚。

　　隐含在西方人信念背后的是历史价值观，将西方多国集团的特殊价值扮演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广，反映了西方世界在文化上的傲慢心态。然而，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的崛起，正在挑战这种霸权主义的优越感。先进、发展、文明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西方不再具备对世界历史的终极理解能力和支配能力。一个基本的事实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到了深重的程度，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表现在今天依然充分显现，西方世界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前提并没有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与此同时，“中国道路”这一实践的历史独创性，正在形成一种模式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上了东方大国兴起的印记。

　　时代的风声催人思考。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对的迫切问题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层面。一是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语境。思想进程不过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形式的反映。学术语境的自由主义化或文化保守主义化，都将远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学术与实践的本末倒置，基于主观逻辑的思想强制，都是对历史自身规律的亵渎，也是对学术的实践基础的漠视。二是在研究中必须恢复马克思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术语或西方哲学的专有名词分解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定位中赋予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品格，都会走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即使在马克思哲学形态上开创了“实践哲学”的命题，但如果间隔了实践本身的历史丰富性和现实矛盾所凝聚的问题意识，遵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自以为逻辑的发展无须不断接触现实，那么这种哲学的构造方式依然走的是思辨哲学的老路。三是要打破西方学术话语的无形垄断。西方学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中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和学理科学性，但并不意味着普遍地适用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何况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总是声称自己理论的永恒性,自觉地为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以特殊价值充当普世价值的文化战略更是霸权主义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四是对各种学术思潮及其隐含的政治诉求展开科学的有效的批判。任何学术思潮都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立场，所谓纯学术只能在技术层面或工具形式上得到理解，而上升到历史观必然是包含着强烈的鲜明的阶级利益的理论表达，现代国际交往新战略的“思想战”则更加强调依靠以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所凝聚的思想的力量。五是从严格的经验事实出发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框架和解释框架。马克思主义并不提供现成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是根据某种需要可以随意选取的理论武库，它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这一历史辩证法反对任何从一般原则出发的独断论。六是通过中国问题的哲学解读赢得中国创造性发展的世界意义，这是形成具有创新性质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这六个层面所形成的构架，是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内涵与现实内涵的科学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文明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从书本研究中产生的，而是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这个概念的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就决定了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是一个标志实践目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的概念，同时也就逻辑地蕴涵了它的检验方式和检验标准。”(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这一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历史酝酿重大转变的时刻，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实质、中国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和模式、中国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责任等重大问题，是时代向中国学术提出的课题。毫无疑问，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着世界性的机遇。中国学术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在中国与世界普遍交往的格局中，在国际竞争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塑造中华民族的自我精神和核心价值，增强中国学术世界性的思想力量。

　　这就是理论自觉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