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对于它的理解和贯彻执行，始终存在不少差异和问题。我们党历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一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二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种意见充分自由表达，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做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内容是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强调客观原因过多，忽略甚至回避主观方面的失误。然后总结归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发言，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批评博古的错误。双方意见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直言不讳。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0日下午开幕会上宣布会议议题议程，11日即开始分组讨论。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并指名道姓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那么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深刻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第二次是会议安排讨论 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有位同志在发言中对自己过去坚持“两个凡是”的行为进行辩解，由此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批评，顿时，真理标准问题又成了会议讨论的重点。习仲勋说，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徐向前说，实践标准，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江一真首先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紧接着，于光远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扰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等错误。随后，各组陆续出现点名批评汪东兴的发言。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在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就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华国锋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就“两个凡是”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意见异常尖锐，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

　　这两次会议讨论问题的情况表明：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辩论是非，直言不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迷信盲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排斥压制任何不同意见(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谁也无需和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职责和权力，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基础。否则，便无所谓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可言。

　　第二，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方式决定问题，民主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民主的内容。遵义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如下结果：其一，绝大多数同志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政治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继续北上，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其二，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其三，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委托周恩来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凝聚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意愿。这样，就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长达4年的领导。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与会者的强烈要求，及时就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在25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彭德怀、陶铸问题等七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同时宣布，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揭发他们的材料交由中组部办理，并表示今后不再设专案组，党内的交纪委，涉及司法的交由司法机关办理。这些决定，使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基本得到解决，充分反映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与心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热点后，政治局特别是华国锋并未因其未列入会议日程而阻止讨论，依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三人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就此进行了总结。邓小平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剑英说：“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华国锋就“两个凡是”自我批评道：“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同时印发的汪东兴书面发言检讨说，“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妥的”，自己在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上“负有领导责任”。他们三人的讲话特别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两次会议决策问题的情况说明两点。其一，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和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和意愿，是党章规定的根本的决策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表现，是民主与集中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党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许多党委按照“集中正确意见”的方式决策，往往导致书记个人的独裁专断，无形中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演变成了领导者个人独断专行制度，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并努力纠正。其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程序和形式，是其内容和精神实质的外在表现，前者应当而且必须服从服务于后者，绝不能相反。否则，就会导致民主的表面形式和民主的内容实质相背离，如“文革”，就是用高度民主的外表掩盖高度集权的实质的典型例证。

　　第三，选择政治主张与选举领导成员有机结合，切实尊重和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遵义会议，绝大多数同志在选择“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同时，也选举和改组了中央领导集体。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对于当时尚未认识错误的博古和凯丰同志，对他们职务予以适当调整后，继续留在中央领导集体内工作。他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左”倾路线和自己的错误，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党和中国革命渡过了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机，并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许多同志点名批评当时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同时建议将一些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补充到中央领导集体中。针对此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并主要由邓小平讲话。主要意思是：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中央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有过关嘛;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硬着头皮不动，这是大局;加上几个什么人呢?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再补选一点中央委员。他还提出一些人选，请大家酝酿。不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汪东兴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处理党面临的许多复杂棘手问题的实际作用看，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奠定了基础。

　　这两次会议选举改组中央领导集体的情况和党的历史实践证明：其一，选举，表面形式上选举的是人，而实质选择的是其政治主张。只有将选择政治主张和选举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新的政治主张和意见的顺利贯彻和落实。其二，党的领导核心是在解决党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斗争中逐步自然形成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授予加封的效果总是不好。其三，对于犯错误或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即使对错误认识不深刻甚至没有认识到错误，只要他们表示服从领导集体的决定，都应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党的团结，也有利于党的事业。反之，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常常是既影响党的团结，又危害党的事业。其四，选举，是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既是民主的途径和形式，也是集权的过程和标志。自下而上，自由平等的选举，是贯彻实行自由平等讨论和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的基础和前提。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将紧紧围绕资源和生态两个基本省情，谋划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方面，建设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在壮大经济总量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立足资源优势，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扩大经济总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深入实施资源转换战略，推进资源、产品、产业深度融合，推进企业、园区、区域全面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提升。另一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切实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加强生态保护，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共赢。

　　记者：对三江源生态的极度保护，是否会影响到那儿民生的改善?

　　强卫：应该这样说，保护生态不仅没有影响改善民生，而是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的提高。守住三江源头这一盆清水，把青海建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生态屏障，这是青海为国家、为中华民族担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青海各族人民始终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固守着这方净土，宁可牺牲发展速度、牺牲生产总值，也绝不牺牲生态。特别是在三江源地区，那里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能开采，工业项目不能引进，但青海人民无怨无悔地让这三江清流流出省门、流向全国，流向东南亚，滋润着中华大地。我多次说过，这就像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子女一样，体现了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博大情怀!

　　当然，我们并不是消极地进行保护，而是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一方面，积极以推进三江源国家级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让生态保护区的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着力转变当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牧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拓宽就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深入实施了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通过为生态移民社区提供供排水、供电、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源，配套建设畜棚、贮草棚和人工饲草基地等措施，促进广大牧民群众从传统的游牧方式开始向定居或半定居转变，由单一的靠天养畜向建设养畜转变，由粗放畜牧业生产向生态畜牧业转变，藏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加强。

　　大美青海 气象万千

　　记者：我们在机场曾看到“大美青海”的巨幅宣传照片，“大美青海”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如何推进青海旅游业发展?

　　强卫：“大美青海”是我们近几年来重点打造的旅游品牌和整体形象。几年来，我们通过建设高原旅游名省、文化名省、生态名省，着力叫响了“大美青海”这块金字招牌。今天，青海已不再遥远，她正以厚积薄发的姿态和气势，崛起于祖国西部的青藏高原，为世人所仰慕、所憧憬、所向往。

　　为什么称为“大美青海”?因为，青海是一块集聚了形象美、内涵美、自然美、人文美、历史美、发展美的大美之地。她美在大江、大河、大山、大湖泊的壮丽雄浑、气势磅礴，她美在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多民族的和睦相处、休戚与共，她美在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多宗教的相互包容、和谐并存，她美在昆仑文化、河湟文化、热贡文化、柳湾文化的多元共生、融合发展，她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协调推进、跨越发展，她美在山区农民、草原牧民、城镇市民的勤劳勇敢、淳朴善良。归结到一点，岂一个“美”字了得!所以，青海的的确确是美美与共、美不胜收。

　　“酒香也怕巷子深，天地大美亦须言”。近年来，我们抢抓机遇、扩大开放，积极主动地参与加入到全球开放发展的大势之中，让大美青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特别是围绕建设高原旅游名省目标，每年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大会，明确发展重点，加大推进力度，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竞相发展的旅游工作格局。2011年，来青旅游人数1412.37万人，比上年增长15.12%;实现旅游收入92.3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当前，青海旅游业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抢抓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藏区跨越式发展、支持玉树灾后重建等有利机遇，以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进一步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增加旅游产品供给，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努力实现旅游综合交通设施、产业要素、总收入“倍增”，把青海打造成为国际性、复合型、四季游的高原旅游目的地，全力推动青海旅游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借此机会，我代表热情好客的青海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各界人士来青观光旅游，切身感受“天高云淡气象新，山宗水源大湖美”的无限精彩、无限大美!发展是第一要务 稳定是第一责任记者：青海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很重，你们在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与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有哪些体会?

　　强卫：青海是全国除西藏以外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始终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成功应对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的挑战，妥善处置省内个别地区发生的不稳定事件，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安全保卫任务，保持了秩序和谐、群众和乐、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

　　我们认为，维护稳定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是民心向背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和谐社会共建共享。这些年来，我们坚持认为，虽然我们与其他兄弟省市比经济总量不大，但青海人的幸福指数不能比别人低。为此，我们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集中有限的财力，切实解决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的民生问题，重点实施了教育惠民、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全民健康、保障性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延伸、家园美化绿化、藏区温暖、文化惠民、社会管理创新等“十大民生工程”，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中之重。我们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执行好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持久深入地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国爱教、守法执戒、利民益生、团结进步、共建和谐的积极作用，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同时，我们还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工作，形成了城镇、农村、牧区“三种类型”和州市、县区、乡镇、社区“四个层级”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为巩固全省和谐发展大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证。

　　今后，我们将把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努力把青海打造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着力改善民生为重点，以扩大公共服务为保障，以推进文化繁荣为纽带，以强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支撑，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推动和谐青海建设再上新台阶。

　　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

　　记者：“两新三区”作为目标和任务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像您刚才讲的，里边包含的很多重大关系必须处理好，比如说经济发展与改善保障民生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区域的关系，等等。面对这么高的要求、这么重的任务，你们的信心从哪儿来?

　　强卫：我们这几年一直提倡要有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这个意识如今在青海深入人心。为什么说深入人心呢?在我们十二次党代会之前，《西宁晚报》搞了一个过去5年大事的推介评选活动，首先在报纸上发动群众推介，你认为这5年青海变化最大、印象最深、感受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推介了153件，《西宁晚报》从中筛选出了50件，然后就开始投票。我都没有想到，就是在推介过程当中和现在投票过程当中，老百姓推介率最高的、始终位居榜首、和其他各项事情形成很大差距的是什么呢?就是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开始的时候我想老百姓讲究实惠，关注的肯定是农牧民定居工程、社会保障房、社会保障机制、医疗卫生改革啊，或者我们教育布局调整之后学校条件的改善啊……我想群众更多地是提出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结果没想到始终高居榜首的就是这个精神的东西、意识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老百姓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提，尤其是把自信放在头里?

　　强卫：就是大家普遍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过去大家感觉到青海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面临的困难、问题很多，和东部差距很大，因为青海实际上是西北地区、青藏高原一个内陆省份，它也不为外界所关注，自身也比较封闭。这几年我们强调青海要自信，为什么要自信?我们有我们特殊的、重要的、在国家工作大局当中的地位，既为国家作了贡献，也能立足于这几个基点来发展自己。大家看到青海还有这么多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性，而且现在国家对这些重要性也越来越认可，所以大家自信心越来越强。自信了，才能开放，才能大胆走出去，才能积极地欢迎大家。包括这些年“大美青海”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有了自信、有了开放，就会引出创新，就是工作上的创新，机制上的创新，有了这些，创造力就会不断迸发。

　　记者：讲到青海意识，我感到其实涉及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发展依靠谁、动力从何而来的问题。我看你们很有特色的一个做法，就是非常强调解决精神动力问题，不仅有青海意识，还讲到要弘扬高原精神、实干精神和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你们为什么这么强调精神动力问题?

　　强卫：如果不在青海这样一个地区工作，很难体会到这里精神的力量。比如“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这是我到青海工作时总书记对我的嘱托。到青海工作这五六年，越来越体会到它确实是这样，这里面既有人的因素，更有自然环境、条件和基础的制约，同样一件事你要想干成，在这种高原地区，没有一点精神很难坚持下去。反正就这么个条件，就看你自己努力不努力。青海同样是民族地区、高原地区，但在政策待遇上和新疆、西藏有很大区别。

　　我们有三大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对国家有贡献，国家各部门也都很支持我们。有了外部支持，再加上我们自身这几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城乡面貌的变化，民生改善的成果，生态保护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家感到我们的路子是走得非常正确的，大家信心也越来越足。很多客人过来，我都跟他说这些年最大变化是精神面貌的变化。

　　青海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大有作为的地方

　　记者：2007年3月24日您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到青海已是第六年了，这些年来您在工作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强卫：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辜负中央和青海各族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嘱托。这些年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干部群众看到，我作为一个青海人，我热爱青海、服务青海、发展青海，我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这一点，让老百姓认可。而且这个认可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还有对党的认可。让群众看到中央很重视很关心青海，把群众信得过的干部派过来，这些干部是给青海老百姓做事的，不是做官的。尽管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觉得我是努力去实践这一点，做到这一点。从现在来看，大家也还是认可和接受。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中央选派干部的认可。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青海今后的发展、老百姓对我们的期待、中央对我们的要求，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为自己制定出新的努力方向、努力目标。青海地大物博、资源富集、人民淳朴、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不仅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更是祖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有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我们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感动，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动力!总之，青海是一个只要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是一个蓄势勃发的地方，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