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之争的凸显，是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重要特征。而由于存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个以自身经济发展惠及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国，一个以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中国，一个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承担了越来越多国际义务的中国，却常常成了西方主流舆论质疑、责难的对象。这给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带来了诸多困扰，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之一，也已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

　　然而，增强国际话语权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一方面必须提高“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避免误解，增信释疑。就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出的，应该“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这就要求有“说明力”的高质量的话语生产和传播。另一方面，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使关于不同具体问题的话语表述能被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就要求构建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呢?立足点在于理论创新和学术话语创新，通过提高学术话语权来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诚如李长春同志2012年6月2日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的讲话中所言：“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

　　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特别是西方在各重要国际问题领域和国际政治价值观上拥有话语霸权，使得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存在结构性障碍。而这种格局和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有两大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一是冷战终结带来的国际结构性影响。在冷战时代，东西方在话语权竞争中互有攻防，决非西方话语一统天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帝、反霸的话语都有着广泛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即使在西方的知识界也存在批判西方制度的很有影响力的“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但是，冷战以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失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方式终结，从而形成了冷战后西方话语几乎所向披靡的霸权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其实是一个双层结构，一个是以经济和军事为基础的物质性权力结构，一个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基础的价值观念结构。这一双重结构的国际格局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也为其话语霸权提供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空间。其二，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分化，再加上中国自身面临着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和看待外在世界的观念转型，因而也面临着国际话语转型，原先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话语已经不再时兴，而在观念转型尚未完成之前，很难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话语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即使是冷战终结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格局中的物质性力量结构已经被大大改变，但是，从政治价值观和话语权角度来说，西方的话语霸权并没有明显弱化，反而仍在继续加强。对于中国而言，要破除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任重而道远。

　　当前，中国要增强自身国际话语权，关键是要在对冷战后的西方主导性国际话语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突破口，也就是要通过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来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话语;二是在具体国际议题或国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三是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的新的概念、范畴和表述。第一种类型的话语，包括“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民主化第三波”、“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以及直接针对中国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霸权挑战论”、“在非洲新殖民论”、“国强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第二种类型的话语，包括气候暖化议题和气候责任、反恐怖主义、反核扩散，以及直接与中国有关的美国“重返亚太论”、“南海航行自由论”，等等。第三种类型的话语，包括“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权力转移”的论证，等等。无疑，这些话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论证逻辑不够严谨，或概念定义不够严密，或数据存在偏差，或对事实本身存在误解，不一而足，针对中国的话语更显其对事实认知的偏差或价值观念上的偏见。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些西方话语的主流部分，是以学术著述的面貌出现的，尤其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等都基于一些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多种“中国威胁论”也有着学术言说。尽管对于基于事实歪曲和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我们不能认同，但批驳它们的最好方式不是道德审判和价值的谴责，也非政策宣示性的否定，而是学术上的回应。同样，新的国际议题的设置和话语引导的达成，新的学术概念、范畴和表述的提出，都必须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之上。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能有相应主题的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通过反驳和对话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从根本上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界是一个国家理论生产的场所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阵地，也是政府决策的智库和大众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它对于国家如何构建国际政治观念和外交哲学、如何设置国际议题、如何回应外来关切、如何消解外部的话语霸权并提供替代性的自身国家话语，以及如何做到理论话语的自给和外来话语的取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概言之，一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柱。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以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提升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为基础。

　　二、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权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诉求，赋予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以重要使命;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学术话语生态还存在种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方的话语之间存在巨大的“话语逆差”;二是设置国际议题的能力不足;三是价值观多元化。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其一，“话语逆差”问题。虽然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和著作也名列世界前茅，但这些“量”的扩张都没能改变中国学术话语“质”的总体低水平状态。“话语逆差”是其中特别明显的表现。如今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美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于西方，极少有核心的概念是打有“中国”印记的。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大量输入了西方的学科话语及其概念、范畴、表述，另一方面中国鲜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话语可供输出或在西方学界被普遍接受使用。诸多西方学术著作的译本早已占据了中国人文社科类书店的重要位置，其中许多还是长销书、畅销书和学科必读书。可以说，我们的许多学科，已经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虽然说现代学科划分体系本来就起源于西方，大多数学科也是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引入西方话语本属正常，但过于巨大的“话语逆差”现象背后，是中国原创性和本土化的学术话语的窘境，以及对西方学术与理论话语的“顺从”。与中国对西方的巨大“话语逆差”相伴随的，是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不过是对西方话语掌握较为熟练的二道贩子，“以洋为重”或“挟洋自重”的不正常学术生态成了常态。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所遇到的问题为指向的西方学术话语，难以准确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在缺乏有竞争力的中国学术话语的情况下，“单向度”地采用某些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甚至会造成社会、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困难乃至撕裂。

　　其二，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不足。国际议题的设置，既是国际话语权强弱的直观表现，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途径。冷战后，中国加快了“与国际接轨”和“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涌现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利害相关，和平发展的诉求也让中国优先关注某些国际问题，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设置具有引导性的国际性议题准备了基本条件。然而，冷战后以来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却少有中国主动设置并引导他国讨论的。虽然国际议题的设置主要是国家外交战略需要的反映，但议题的提出在根本上来源于学术界和智库对于国际话语需求的感知，议题的论证也是学术界的基本责任。换言之，国际议题的设置问题，是衡量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尺度。认真审视冷战后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原则性国际政治议题，反恐、反核扩散、人道主义干涉、维和、气候暖化与减排、保护生物多样性、欧债危机等领域性的国际议题，以及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大国责任、南海航行自由等等具体双边或多边议题，都是由西方主要大国设置的。国际社会的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涌入，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变化，但不管是早期的“存在主义”还是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不管是关于“第三条道路”还是“世界是平的”，不管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全球治理”，如此等等，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都只是这些国际议题的追随者，而非设置者。中国的学术界在长期以来的主导性国际议题上都只是扮演追随者角色，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处于劣势。

　　其三，价值观多元化。随着冷战后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迁和阶层利益的分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多元化状态。这自然也反映到思想与学术理论界，并转而产生出具有多元价值的话语。以世纪之交“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化为标志，中国的知识与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多种价值观共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学术界价值观多元现象已成基本事实。虽然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多元价值分化在面对不同的国际问题时会实行不同价值观派别的创新组合，但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问题的话语表述，还是显示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症状，表现在学术界对几乎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对“9·11”如此，对美国反恐和攻打伊拉克如此，对于朝核问题亦复如此。这种状况使得中国学术界的国际话语缺乏核心价值观的统摄。因此，凝聚新的社会共识和中国的国际观念共识，重构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价值观，可谓迫在眉睫。

　　三、以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学术话语权的提升可以说是整体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和突破口所在，一个国家的话语生产在根本上依赖于学术和理论界话语权状况。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二是建立什么样的中国话语体系。

　　虽然当前中国学术话语权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与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诉求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努力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但其存在的问题却是我们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起点。在此，我们应该针对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首先，与西方之间“话语逆差”的形成，既有远因，也有近因。从远因来说，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西方话语的大量输入既有民族危亡之时局的逼迫，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革新愿望，并不期成为中国人国际观念形成的思想来源之一。从那时起，“话语逆差”现象便已经存在。从近因上说，则是冷战以西方“胜利”的方式终结，使得西方话语形成霸权。因此，中国学术话语的逆差问题既要历史地看，又要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其次，中国学术话语权在国际议题设置上的表现，不难指出其中有话语权意识薄弱和国际洞察力不足的原因，但必须注意到，中国学术界的话语生产存在某些制度性的障碍。比如，不合理的课题评审制度和资源分派方式，造成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远离中国实践，而非为探明真正需要解答的问题;成果评价体系上依靠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而国际议题设置这样的事项通常被排除在成果评估视野之外;学术研究领域话语生产质量的下降，等等。最后，统摄性核心价值观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学术话语难以凝结为强势的国际话语，但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症状”。尽快确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构建内在价值观和逻辑一致的中国话语体系的希望所在。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参照系，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的重点在于表达中国的国际政治观念、国家利益认知和外交哲学理念并将之体现在对各种具体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因此，从寻求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国际问题出发，应该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出发点。既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基底，又开放吸收西方现代话语的合理成分;既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逻辑的说服力，又具有道义上的国际感召力;既能使理论话语解释现实的国际问题，又能够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指明方向，应该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

　　(张志洲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