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管理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具有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其特点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具有政令畅通的高度行政性，但忽视了市场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形成各自为政、壁垒林立的局面，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现有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职能交叉、多头执法和管理缺位等问题凸显。一方面，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管、理顺关系;另一方面，应创新管理体制、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应该在文化市场领域实行统一综合执法，创新监管机制，整合执法资源，建立完善“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执法”的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体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通过改革基本形成与经济基础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文化体制机制。在管理体制上积极探索文化管理的大部制改革方向，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遵循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以文化的方式掌握文化领导权，坚持文化发展的现代立场、民族特色和社会主义方向，旨在把中国文化培育成有影响的世界主导文化之一。

　　当前，社会发展多元化，文化发展多元化，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与科技高度融合、文化与社会广泛交融、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解放文化生产力产生了内在吁求，文化产能呈现“井喷”状态。凡此种种的结果是，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呈现蓬勃生动活泼的态势，甚至出现过热、虚热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上存在文化产品过剩、“战略性短缺”、供给失衡，竞争无序、混乱、缺乏明确价值导向等诸多乱象。

　　面对乱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理方式和思维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文化现实，文化的社会化大生产趋势以及生产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非均衡发展现状，都使得现有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显得僵化、弱化、迟滞，在管理上日益捉襟见肘，在实践中举步维艰。只有更新文化的观念、转变管理方式、建构整体的系统的前瞻性的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可以说，完善科学高效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否则难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和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难以形成积极有效正面的文化力，对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以及对全球化舞台上国家形象的建构，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现实境遇呼唤大部制的改革方向，顶层上条块分割式的管理越来越被动，导致现实中文化产业大发展面临着管理与实践的日益脱节或疲于应付，疲于应对的结果，就是有意或无意忽略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蕴藏着的某些危险(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侵蚀、销蚀和颠覆)，更可怕的是对这种危险(危机)视而不见或有意遮蔽，以简单化或退回旧有“一体化”思维方式进行应对，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管理思维只是愈加遮蔽、掩盖了危机。这表明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在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上，有关文化及文化产业管理的顶层设计的思路缺乏明晰化，党委和政府的职责边界并不明确。这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就在深层次上阻碍了文化生产力，多环节申报、审批还人为地割裂了完整的产业链，不仅造成高成本、压制了市场灵验，还给部门利益与权力寻租提供可能，并抑制了文化产业的集群式、跨越式发展。

　　实践证明，开放性前瞻性主动性的整体思维而不是被动狭隘的“管住”，才能抓住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战略机遇。只有在产业发展和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中，在尊重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才能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的要求。科学高效前瞻性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释放存量领域的产能，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做大，把绝大部分转企单位培育成合格的市场主体。相对于当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力度和任务的紧迫性，更应该在市场环境发育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实力规模较强的广电和出版领域进行以资产和产权为核心的全产业链改革，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同时，在增量领域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灵验功能，以科技力量为支撑在增量领域培育文化新业态，拓展市场、提升附加值、打造品牌，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建构和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文化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性要求，新的管理体制的建构和完善具有解放文化生产力和重建文化生产关系的重要价值。它不仅在实践上有利于深化人们对意识形态管理理念的认知，还在理论上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政策创新拓展了空间。文化体制改革不是弱化党对文化的领导，而是使党对文化的领导更加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规律，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在高层实现文化统一协调、文化发展的统一制度安排，建构与之匹配的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和厘清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的职能、职责、职权，协调好“管天下”与“管脚下”，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涉及党政关系、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政府与文化市场、政府与文化企业的关系等方面，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体制变革。文化产业的发展现实已历史地提出变革文化生产关系的要求，建构大部门制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就是对历史要求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