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里，不厌其烦地重申一个概念——数目字管理。黄先生对这个概念的痴迷，在书中几乎到了喋喋不休的程度。讲到明代的官场生态、社会经济等各领域问题时，他一再指出某些混乱混沌，是因中国一直缺乏数目字管理。

　　奇怪的是，这概念在其笔下，也一直是一个含混模糊的存在。以致很多人读完，都不解其意。只能大略感觉“它指的是一种对含混、不规则、特殊性、意外状态加以简化、控制、条理化、整齐化、组织、测量、统计的努力”。而客观地讲，生活的多样性，现实的复杂性，个体观感的差异性，导致即便今天有着专业统计机构和严谨的取样调研方法，但若想用一个简单确切的数字概括一种复杂的现实，同样会导致另一种信任尴尬。

　　比如这则消息“预防腐败局：民众对防腐满意度升至72.7%”，昨日就引起了网友一阵热议。(5月15日《京华时报》)点开新闻跟帖，多数网友都留言表示“我属于剩下的27.3%”。你能说这是简单的调侃起哄吗?或也不尽然。他们也不都是非理性地为了反对而反对，故意跟官方数据唱反调。相信其跟帖，多少也是契合各自对腐败现象的现实认知的。

　　那么这一反差，就有意思了。专业的预防腐败机构给出多年来的民意调查数据，即使从最浅表的字面意义上讲，也应属于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可见，纯数字的量化，也未必每次都能让人信服。当然，也不排除部分网友的不信任情绪，出于因近年平均工资、幸福指数等常整出“被增长”“被统计”闹剧而积下的“宿怨”。

　　只是，平心而论，一般民众对于腐败情况的感知，也只是来自大众媒体的日常报道，以及身边亲友的社会观感。这些恰恰是极为主观模糊的一个感受。而相比专业防腐机构的专业调研统计数据，孰真孰伪，哪个更可信。其实不难判断。

　　预防腐败局给出的数据是，民众对防腐成效满意度由2003年的51.9%上升到2011年的72.7%。对遏制消极腐败的认同由2003年的68.1%上升到2010年的83.8%。这些数据，应该是可信的。毕竟，从统计学角度讲，任何调查统计，都不能问遍全中国十几亿人，都是抽样数据。

　　还有一个变量也要考量，即每个人对腐败的定义和容忍度，也不尽相同。这些都导致统计数据和公众感观的差异。也导致了这个“防腐满意度”，能产生无穷的阐释性，不同的人对其都有不同的阐释欲。

　　虽然说，对任何形式的腐败，我们都应“零容忍”。但是揆诸现实，你也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一种理想境况。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如今的腐败形式越来越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短期内，完全禁绝，几乎是奢望。而且，由于反腐的复杂性，民众对贪腐的容忍程度，可能无意中也在渐渐提升，甚至自己可能都没察觉。

　　有个一再被援引的例证就是，两个贪官相比，一个贪得无厌，只知变着法地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无度;而另一个，可能在贪腐的同时，还讲究一些手段技巧，知道一些分寸拿捏，哪怕两人贪腐金额不相上下，如果后一位还知道“拔一毛而利天下”，修路铺桥兴学布施，借花献佛，做点顺水人情。民众对两人的感观就判若天壤，认为后者“侠贪”。

　　你说是民众不懂法，不知任何贪污都是非法的吗?非也。这是一种无奈的市井的“民间智慧”，这种矮化了的正义，让人心酸。而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一些民众对贪腐容忍度的隐性提升，也是“防腐满意度”的一个另类注释。而这不是说明反腐工作真的万事大吉了，民众都拍手称快了，而正说明反腐任重道远，迫在眉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