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虽然是在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等问题上展开的，但是不少政客又像以往一样，抱着抵触甚至抱怨的情绪迁怒中国，不断将中美经贸议题政治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总统选举过程中，代表民主党的奥巴马和代表共和党的罗姆尼两人都早早地祭出了所谓的“中国议题”。如在发表被视为谋求连任“集结号”的2012年国情咨文时，奥巴马就曾五次提及中国，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炫耀自己政府“正从中国抢回就业岗位”的业绩。罗姆尼的涉华言论走得更远且更为尖刻。身为金融投资业出身的政治人物，罗姆尼却一改昔日倡导自由贸易的理性立场，宣称“上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将借助WTO等国际机制制裁中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在经济议题之外，罗姆尼还不忘在军事和人权领域批评中国，向选民承诺他将带领世界进入下一个“美国世纪”而非“中国世纪”。

　　我们同样看到，在国会选举中，两党候选人也出现了在对华态度上的“示强竞赛”。在经济与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中西部五大湖地区、中西大西洋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西海岸等地区，这种指责中国、归咎中国的情况非常普遍。事实上，早在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之时，根据《纽约时报》的不完全统计，就已有超过100个选区、250个电视广告以中国为噱头，至少29名两党候选人负面操作了中国议题，其中甚至包括当时连任堪忧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等重量级人物。从今年的国会选举来看，经济的低迷使美国民意思变，随着“茶党”运动、“占领”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持续抬头，国会选战中呈现出明显的“反在任者”风潮：为了挑战资深议员，新的候选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甚至极化的选战策略，而中国议题恰恰也就成为这些挑战者的“上佳选择”。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与国会选战中的高调炒作形成了颇具戏剧性反差的是，国会在立法程序上对中国议题的处理相当低调：自今年1月3日第112届国会第二会期复会以来，两院均未产生新的直接而消极的涉华提案，不但2012财年拨款法案中没有再多涉及中国事务，而且去年10月初在参议院通过的人民币汇率法案也没有在国会众议院中被再次提及。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理性对待中国事务在华盛顿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炒作造势是竞选政治的需要,与中国合作更是明智的选择。

　　其实，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统计，自2000年以来，美国所有435个众议员选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对华贸易。这一事实说明，无论是总统、议员还是地方政府候选人，为了竞选而抹黑中国、进而间接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推进制造有形或无形的障碍，从根本上讲是牺牲了其口口声声“代表着”的美国选民利益的，是选举政治扭曲下的短视行为。

　　美国选举政治中对中国议题的负面炒作贻害不浅，显示出美国各个层次候选人对中国在全球战略能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极度焦虑。这种针对中国的负面宣传和消极造势已经在联邦、各州甚至地方政坛上形成了某种气候，无助于两国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的顺利开展。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一场选举无法扭转双边关系的整体走向，但是，任何因为选举政治而造成的细小曲折都可能为两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外交上的损失。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美国还有许多人在大选中纷纷呼吁美国不应过高估计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强调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甚至朝核、伊核等诸多问题上，中国的让步不能满足美国的预期。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对中国提出种种苛求，将美国对华贸易失衡、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直接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等国内政策问题挂钩，认定中国不断违反世界贸易规则和入世承诺。

　　我们当然明白，选战中对中国议题的政治化炒作，是“美国反对美国”特质的一个体现。一方面，这种炒作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后果将损害中美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炒作又成为美国国内各层次政治人物实现“选票最大化”、煽动选民、迎合某些特定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急切要求追究本国政府经济政策失误、希望激活本国经济的“民粹主义”倾向为参选的政治人物操纵中国议题创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中美负责任的理性决策者应该共同努力，主动而积极地降低选举年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损耗效应。中国要继续加大与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对话，加大对美投资力度，加深对美公共外交。同时，要正本清源，为美国民众提供更为客观、真实而理性的选项，认清并区分对待某些政治人物在选举周期中的工具性、党争性表态。对于美方而言，我们真诚希望美国有识之士能够从大选中的经贸去政治化做起，力争排除国内选举政治的纷扰，跳出选举周期的影响，把“美国欢迎中国的强大繁荣和成功”落实到负责任的言行，真正领会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精神，确保美中双方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与互动。

　　应当说，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国内围绕中美关系的定位与走向，针对彼此的战略设计进行过多次大的争论。现在，两国关系要实现从避免冷战式的冲突和恶性竞争向基于共同利益的后冷战式大国间良性竞争与积极合作的跨越，就必须共同努力，一起寻找和谐竞争的新型大国相处之道。值得欣慰的是，作为由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而创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制度创新的形式，不仅建立了两国政府部门之间广泛的对话和沟通渠道，更培养了两国官员相互合作的习惯，成为中美战略性、前瞻性、长远性议题的最重要对话论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开创了当代国际关系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不仅是两国近年来最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更为降低战略猜疑、有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