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

　　1954年出生于重庆巫溪，哲学硕士，知名民间环保事业活动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26度空调节能行动”活动倡导者，乡村社会建设“乐和”模式创建者。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恒杰

　　嘉宾：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廖晓义

　　她曾经是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却最终回归到“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东方理念，成为中国特色公益组织的创建者和带头人，为生态建设和乡村建设创新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实践。新春之际，本次对话邀请到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廖晓义女士，分享她为我们解读的最新观点和独到见解。

　　主持人：感谢廖晓义女士接受邀请参与这次对话。首先请谈一谈，你多年来探索与实践中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

　　嘉宾：北京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宗旨是通过培育大众生态意识，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我曾经是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国际环境政治专业访问学者。为什么我会在20年前开始了“地球村”的生涯，并且在2008年回到了乡村，因为我和我的同伴们是想实现一个理想，是想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的现代化的基本矛盾，就是人类无限的发展欲望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主持人：的确，现代化过程中，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环保和自然的本质是相背离的。但这种生活方式正在被中国老百姓艳羡和追随着。您认为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嘉宾：让我们从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乡村开始，从乐和家园开始。

　　1999年，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农村，我们租了近3000亩山林作为环境教育基地。农户实行垃圾分类，使用太阳能灯，种植无公害食品，摸索了“生态保护、环境教育、乡村建设、民俗旅游”四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我在深入地震重灾区考察后，向中国红十字会等公益基金申请了建设“乐和家园”项目，在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和村民们一起建设了“乐和家园”，包括五个自然村94户村民的生态房屋建设和相应的社会环保医疗等设施的建立。中国生态民居首席专家刘加平等人作为义工设计了“乐和家园”的节能、节地、节材的节约型生态民居。2010年6月以来，我回到我的祖籍巫溪，受县委政府的邀请参与了全县的“乐和家园”建设。

　　乐和是什么?乐和是一种理念，一种乐道尚和的理念，通过差异、互补而实现的共生，通过尊重、沟通而实现的包容;乐和是一个家园，一个包括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礼义、乐和养生的家园;乐和是一条道路，是一条不是毁灭乡村，而是建设乡村、城乡共生的道路，一个既保存我们的村落、农场、医馆、书院、集市，同时又能够发展生态农业、养老产业、养生产业、创意手工业等等这些新兴产业、朝阳产业的乡土型城市化道路;乐和是一场实验，是一场从乡村开始的朝向生态文明的试验，一场与现代化进入中国过程相伴的实验，我们希望由此为再造传统与现代相融的社会找到一种方案，为解决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找到一种方法，为万世的太平和万物的福祉找到一个方向。

　　美国一个著名的生态学家断言，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着没有被泯灭的以差异互补共生为特质的哲学，因为中国还有着没有消亡的乡村。在许多发达国家有农场但没有乡村乡情的农社，有农业工人但没有乡亲乡脉的农人，有农业但没有乡土乡野的农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还有乡村，因而还有着未被钢筋水泥全覆盖的生态系统，还有未凋敝的乡土文化，还有着建立从民居到养生乡土文化产业到乡村社会自洽的生态系统的可能。

　　不管个人，还是社会;不管是生命的回归，还是文明的生长，都到了回乡的时候了。让乡村引领城市，在那里你会真正地接触泥土和阳光，感到自己真实的存在。不是说在城里不可以做生命意识的回归，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水泥、钢筋、人造的环境里面，比起乡村的气脉，效果会差得多。

　　主持人：您认为乡村环保建设关键点在哪里?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用力?乡村的环境好了之后，如何可持续发展?

　　嘉宾：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通过乡村的社会建设，再造乡村社会。建立一种党政系统主导、社会系统协同的共生机制，通过自治，培育互助性、服务性和公益性的村社组织，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议权和监督权;通过共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村级事务联席会;通过法治，让社会法规、自然法则、道德法庭以及乡规民约成为共同的价值和准绳，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治，这种良治本身就是自稳定系统。这也是一种社会管理创新。

　　我们乡村生活本来就有“耕、读、游、艺、养”五个方面，可以发展为五大产业，“耕”是生态农业，安全食品;“读”是教育产业;“游”是旅游产业;“艺”是我们的手工业，也是创意产业;“养”是我们的养生养老产业。这五大产业以乡村的社会建设为依托，建立质量保障系统和诚信品牌，以一个乡村来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拉动周边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至于环保和低碳发展、低碳生活，都应该从社区开始，不管是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如果让低碳成为一种社区文化就会影响每一个人，也会影响企业的各种行为。重庆巫溪乐和家园建设的重点就是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在社区和乡村层面建立“乐和互助会”和“乐和联席会”，建立党政主导的共治机制，一些关于低碳的难题就迎刃而解，比如原来搞沼气特别困难的乡村，有了这个机制之后沼气就在村里很快普及了;将塑料袋分类回收这样的难题，有了乐和的机制也就在农户里开展了，还有在公共区域植树和管护的问题，也成为村民的主动行为，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中国式低碳的世界观，不仅仅是节物能，还要蓄心能、增体能;同时要落实到社区和社会建设。

　　乐和家园不是一个乌托邦，在彭州的大坪村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园;在巫溪已经是一个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的操作流程，它是看得见的社会管理机制，听得见的百姓话语和走得进的生活，但它仍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试验。不管文明走了多远，乡村都是人类的母体。每一个心系乡土的人，都有可能为自己的家乡建一个乐和家园，每一个不愿切断祖先血脉和自然期待的人都有可能选择自觉和自信的乐和人生，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乐和的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迷茫、不是焦虑，更不是绝望。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行动者的社会实践的成果，为中国的未来、为中国的乡村带来新的希望!

　　主持人：您曾立足城市社区开展环保建设，倡导“26度空调节能行动”和垃圾分类处理，很有成效。什么原因促使您把主要关注点转移到了乡村?

　　嘉宾：从1996年开始，我和我的伙伴们就立足社区，和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一起创建了绿色社区试点，受到政府的认可而推动了全北京乃至全国的绿色社区创建活动。但是渐渐地感到其中的不足，于是从生活环保到生命环保和心灵环保深入，还需要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管理的创新，要立体地、整体地、综合性地去解决环境问题，而不是西方式环保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环境问题。而在城市有太多的限制，从盖房子到能源方式再到产业模式，很难完成整体文明转型，于是把注意力转向乡村。汶川大地震后的乡村重建中，乐和家园这种中国式环保模式得到了实践的机会。而巫溪县委县政府和百姓对于乐和家园理念的认同和创新更是让我受到鼓舞，愿意为之献计出力。

　　乡村的居住比较分散，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那些已经遭受严重污染的农村，治理起来就更加困难。但对于西部的一些还没有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的乡村，特别在巫溪这样还保存了不少原生态环境的乡村搞环保，我觉得比在城市容易得多，首先，它的先天条件就比城市要好，产业转型也相对容易，敬天惜物的意识更容易恢复，环境管理的社会机制也比许多大城市的社区容易建立。

　　主持人：我看一些资料当中介绍，您曾是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聘请的四位顾问之中的两位民间人士之一，负责推动民间参与绿色奥运。您所理解的“绿色奥运”与乡土有关吗?

　　嘉宾：我理解的绿色是深绿，所谓深绿应该内在包含心灵环保和生命环保，不仅仅是自然界意义上的环保，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善环境我们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所以我们理解奥运的三大支点就是“运动、文化、环保”。现代社会对人民缺失的或者正在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寻和回归。

　　乡村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石。我希望有更多的有着乡土情结的人能够帮助乡村建设乡村，农民能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经营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的乡土文化，使乡村不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瓦解。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城邦文明和商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是消耗世界资源的文明，中国的环境无法承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认为城乡统筹也要多元化，国家提倡建设新农村，就要让农村仍然是农村，而不是让农村变成城市。

　　一开始，我只是在物质层面的环保，像节能节水、垃圾分类、少用一次性制品等，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生活环保的的思维中出来，进入到生命和心灵，也就是生命环保、心灵环保，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觉得，一个不关心自己天天呼吸的空气、不在意自己吃的食品是否有毒的人不会真正地从内心关心环保，因为他连自己的健康都不在乎。

　　主持人：在北京“地球村”的办公室里，您珍藏着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的照片。有人把您探索创新乡村社会的实践看作是梁漱溟多年乡村建设在新时期的继续。您怎么看?

　　嘉宾：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之前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前辈，对城市化大潮中乡村建设如何发展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和试验。我很荣幸，我个人所作的乡村社会建设创新方面的努力，得到了梁漱溟先生后人的支持和认可。他们把梁先生著作的近十万元稿费捐给我，支持我们开展乡建事业。我们将把这笔款项作为一项专门的奖励基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但传承和创新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不希望也不认为梁漱溟先生是最后一位儒家，我自认为也是当代儒家的一员，受惠于前人的经验、视野和勇气，我会继续努力，把乡村建设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