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五大道”因汇聚了230多幢欧式建筑，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但2009年，“五大道”内的历史建筑却被拆除和损毁。　资料图片

　　近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普查，内容涉及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总量、分布、类型、年代、所有权、使用情况，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保护级别、保护状况以及破坏因素等等。根据统计结果，目前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总量为76.6万余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文物普查工作非常有意义、有价值。这种繁复的工作，实际是以文物存在的方式来把握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线索，触摸我们民族传统和历史的底蕴，打捞民族文化的记忆。这次普查摸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而面对着祖宗留下的这些“家底”，我们感受到了肩头的责任意识和传承意识。

　　但普查结果反映出来的我国文物保护中的种种问题，却不禁让我们扼腕叹息。在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不仅很多文物保存状况差，而且约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因为拆改、建设而消失、毁弃。4.4万，尽管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但我们却可以想象得出那一处处古村落、那一幢幢古建筑、那一个个古遗迹，是怎样在巨大的推土机下灰飞烟灭，被永久埋葬的。

　　“巨大的推土机”——这难道不是一种力量的隐喻?这种力量，往往是打着所谓“文化建设”的旗号而主导的文化非理性行为，它是没有历史和文化作为核心思维的弃“旧”图“新”，它的逻辑是只看到了所谓快速发展、大兴土木的短期利益，是那些无知无识者为了追求所谓“政绩”的意志冲动。

　　我们知道，在文物保护方面，欧洲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大量文物丧失，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觉醒得比较早。上世纪40年代迄今已签订了多项国际公约，联合国也设立了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对文物的保护做出一系列原则性的规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文物保护工作。比较起来，我们的文物意识觉醒得比较晚，但是目睹了“文革”的破坏，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文物意识也开始觉醒，主要标志就是1985年我国加入了“巴黎公约”，并于1987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前不久，围绕“保留”还是“复建”圆明园的争论，大部分专家、学者和网友表示不赞同复建，坚持保留圆明园的历史样式，折射的就是一种文物保护意识和历史自觉。

　　有人说得好：一个没有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的北京，将会损失多少魅力?难以想象，一个没有大小雁塔和城墙的西安，将会有着怎样的天际线?正是这些在寻常巷陌邂逅的飞檐，在市井坊巷偶遇的照壁，让这里成为北京、成为西安，让这里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城市、其他国家。

　　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生命记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文物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承载着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正是因为有了周口店遗址，我们才知道5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存状况和人类进化历程;有了仰韶遗址，我们才敢称“五千年中华文明”;有了殷墟遗址，我们才看到了先祖们早在三千多年前在甲骨上为我们创造的那些奇妙文字和制造的精美青铜器，从而激起民族自豪感。

　　可以这样说，文物的失落，就是一段文明的逝去，一段历史的“残缺”。所以，文物的消失、毁弃，无异于历史和文化的一场劫难，而这样的文化“伤痛”，我们该去怎样抚平?我们又该怎样弥补这历史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