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2年“五审”终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对保障老百姓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未经书面催告不得收滞纳金

　　跨越三届人大常委会，12年历经“五审”的《行政强制法》终于在6月30日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让人非常意外的是，这样一个与公民权利丝丝入扣的法律面世，评论零星，跟帖寥寥。民众望向这部法律的目光依然犹疑，专家学者还在为其中的“瑕疵”慨叹。但是，无论如何，曙光已现。那些天价滞纳金、野蛮拆迁……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最终版本的《行政强制法》在规范公权力、保护百姓合法权益方面，有哪些新亮点，羊城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亮点1

　　逾期加处罚款或滞纳金，不能超过本金

　　天价滞纳金不能说收就收

　　三年前，律师彭旦平为了14元的滞纳金把深圳市公路局告上了法庭。但法院判他败诉。理由是：根据《广东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深圳市公路局收滞纳金有理有据。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致电彭旦平，告诉他《行政强制法》终于出台时，他显得有点过于平静。

　　彭旦平说，如果《行政强制法》早点出台，他大概就不输官司了。彭旦平当时称“14元滞纳金”是高价滞纳金，因为这是按“日收5‰滞纳金”的标准算出来的，是当时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253倍、贷款利率的55倍。他只迟交了14天，如果再拖久些，罚的肯定是“天价”。

　　东莞的钟女士因企业关闭而失业，24年的工龄才拿到近3万元的安置费。社保部门认定她是“自动离职”，让她补交5年的养老保险3620元，可滞纳金就高达20705元。当时投诉到羊城晚报的钟女士，几乎痛哭失声。

　　关于畸形滞纳金的问题，羊城晚报穷追多年。这些畸形滞纳金最显著的“标记”是：远高于银行利息，每日加收0.5‰至30‰，还不封顶。民众纷纷抱怨：一个督促按时履行缴费义务的手段为何成了牟取暴利的工具?

　　刚通过的《行政强制法》第45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这是第一次有行政法律亮出这样的价值观———“逾期加处罚款或滞纳金，不能超过本金”。

　　《行政强制法》第35条还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说起这一点，“民怨”同样不小。几乎所有的天价滞纳金都是在公民“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像滚雪球一样“长大”的。彭旦平当时就提出公路局没有履行催缴义务，可法院并不认可。

　　专家解读：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认为，这个催告义务的确认，是新法律的一大亮点，“以前的法律没有这个规定，造成了很多困扰，如今当事人的权利由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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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2

　　不得突袭拆迁，不得断水断电断气

　　“野蛮拆迁”被法律明文约束

　　有些网民习惯把“行政强制法”称作“行政强拆法”。

　　这一误读由来已久。“不知道是不是受‘强制’这个词的刺激呢?”这样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法学界。从《行政强制法》起草开始，一个故事就在最高立法机关内流传：《行政强制法》刚刚审议之初，有委员大呼，现在强制权力已经够大了，还要给权力吗?民间的说法则是“我们还被强制得不够吗?”

　　所以，长期以来，最高立法机关与行政法的学者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部法律重要的不是再多给权力，而是规范权力。

　　立法的参与者、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应松年教授，一早就将行政强制比喻成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提高行政效率，用得不好会伤害老百姓。”他指出，拆迁和征地领域就曾因行政强制导致典型冲突。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长期专注于代理拆迁案件的北京律师王优银透露，在他代理的案件中，几乎都碰到了断水、断电之类的手段。

　　王优银表示，在《行政强制法》中，这些报复性手段被明确禁止，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能有效地阻止野蛮拆迁的发生。他还指出，正如很多法律专家感叹的，作为一部国家法律，原本不该列明这样细致的、带有生活化色彩的“条款”，“确实让人辛酸。但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现实是到了国家法律也不得不出手的境地”。

　　专家解读：广州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渌湫形容，《行政强制法》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法律，必然对强制征地与拆迁的规范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作为征地拆迁的专业律师，刘渌湫说《行政强制法》最让他心动的是“详尽的程序规范”。

　　亮点3

　　临聘人员将不能参与执法

　　城管行使强制权有法可依

　　城管执法，诟病良多，但又不可或缺。

　　城市管理的权限博弈，也是《行政强制法》久审不决的原因之一。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行政强制法(草案)》，全国人大代表李力就曾发言表示，城市管理难度大、成本高，如果仅规定不得扣押物品、工具的话，可能小商贩躲都不躲了。

　　新的法律显然对城管执法有了很多规范。《行政强制法》第17条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表示，这一条规定，确认了城管行使强制权的法律地位。

　　在何富杰看来，广州市自从有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后，城管执法的规范性已经提高了很多，走在了《行政强制法》的前面，如今接轨并不困难。但一些内地城市还存在相当多由协管人员越权执法引起的问题，往往就是这些人员采用了暴力执法手段，从而引发矛盾。如果严格执行新的法律，“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一些临聘人员将不能参与执法。

　　专家解读：也有法律学者对《行政强制法》详尽的查封扣押程序提了不同看法。“强制法没有对一些小额的查扣作灵活处理，比如几十块钱的小东西，也需要动用复杂的程序，不利于城管工作的开展”。

　　一位法律工作者提出，城管如果对小商贩200元以下的物品进行查扣，应该灵活处理，手续后补，“这有待于地方性法规作相应的规范”。

　　■核心解读

　　部门规章红头文件不能设定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最令人瞩目的核心规定，还是第10条———“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介绍这部新法律时，就明确指出，在行政强制法颁布之前，行政强制实践中存在着“散”和“乱”的问题，行政强制的设定主体比较散，法律可以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中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设定，甚至少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也可以设定。

　　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何富杰也认为，应该把这个亮点放在首位。不过，这两天，也有学者觉得，“这样的规定还不够”。“现在将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部门和地方性法规，就好比在关闭大门的同时，又给地方和部门设定行政强制权开了一扇侧门。”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供职的评论员邓聿文专门就此拟文。

　　羊城晚报记者 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