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当时有一个亚行的报告在展望2020年亚洲和亚行的发展时，认为要把关注的重点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为包容性的增长。

　　“包容”有“融合”之意

　　“包容性增长”译自英语复合名词“Inclusive Growth”，其中心词“Growth”一般被译为“生长”或“增长”。在当今世界上，“Growth”常常与“Economic”搭配使用，这就构成了一个背负着复杂情绪的名词——“经济增长”。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中，“增长”被界定为一个不同于“发展”的概念。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指量的扩张，经济发展则还包括结构的调整。发展社会学更进一步把发展的概念扩张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重构，除了经济增长以外，发展还包括制度、社会、产业、管理的结构以及人的态度变化等。

　　尽管如此，可能因为“经济增长”更加直观，具有可操作性、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尤其是与之相关的GDP这个“时代宠物”的出现， “增长”迄今仍然得到青睐。进一步看，虽说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毕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经济疲软、停滞乃至倒退，发展又从何谈起?从这个意义上，增长实为发展之必需。近年来，新增长经济学的研究为解释政府的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譬如，政府在教育、科研、法律等领域的开支，在传统理论中被视为公共消费，现在则被看做是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投资。

　　在复合名词中作为定语的“Inclusive”，其本意是“包括”，一般会引申为“包容”，于是就有了“兼容并蓄”或“兼容并包”的含义，再进一步会引申为“融合”。与“Inclusive”同一词根的名词是“Inclusion”，当其与“Social”搭配成复合名词时，就成了社会学的常用概念，一般译为“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亚行采用的“Inclusive Growth”这个概念，其中“Inclusive”的含义应该是“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

　　将所有人包容到社会发展进程中

　　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对“社会排斥”进行解释可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包容”的理解。对于“社会排斥”，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

　　如今，在社会政策及相关领域中，社会排斥的指向已经被泛化，意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进行社会排斥。在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现在讲“社会包容”或者“社会融合”，就是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将所有人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中，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健康人和病人、残疾人，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都能够无障碍地融为一体。

　　在当今世界，当“增长”一词被赋予新的更为积极的含义时，为了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区别，亚行将“社会包容”作为定语，对“增长”概念加以说明和限定，于是构成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新概念。

　　“包容性增长”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即“参与”和“共享”，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含义。只有所有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参与”，1995年的哥本哈根“千年宣言”中有经典的解释：“只有人——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群——成为行动主体，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因此，应该使人民群众有充分的发言权，让他们享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广阔空间，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

　　关于“共享”，2005年联合国审视“千年宣言”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共享不仅是指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发展和安全的共享。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脉相通的，都代表着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然而，知易行难，重要的是要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30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了以GDP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对此，我们虽有反思，但传统模式的惯性很大。要越过这些障碍，达致包容性增长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唐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