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0年中，全球不平等都是不断加剧的，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上升。那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全球不平等正在被国家间的不平等所取代，我们会由此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不断恶化。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种情况，因为国家内部不平等也会对全球化的未来构成威胁，甚至会减少一个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益处。

　　人们或多或少都能理解不平等，而大多数人们觉得不平等的问题只在国家内部有意义，有谁会去考虑全球的不平等呢?对此，我有以下几个原因来说明研究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个原因在于“地球村”概念的普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过去的时候，通讯并不那么发达，人们仅仅与自己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比如他们的邻居，有着共同语言、同样文化的人们，那些他们天天能够见到的人们。

　　但是，如今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我们知道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很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我们甚至知道莫桑比克的人们正在忙什么，当然我们也了解中国各个城市人们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不断加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也是研究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的原因之一。

　　而地球村概念的普及也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府在采取决策时都会考虑整个社区中的各个利益集团的需求;而政治经济学正是讨论政府如何经营整个社区的学科——这种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处理越来越多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环境问题，它需要在全球层面协作、治理。如果世界上每个成员都是平等的，那么全球治理将会非常容易实现;但如果每个成员的情况都不同，并且其中一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更为重要，那么全球治理将会寸步难行。因此，从全球治理角度而言，对于全球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对于全球化的争辩不断激化，甚至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目标相联系。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观点：全球化是不利的，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此，我们必须抵制全球化。在此，我们有必要提供一些证据来反驳这种论断。虽然在国家层面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在全球层面上，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最后一个值得研究全球不平等与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是国家内部不平等与全球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00年中，全球不平等都是不断加剧的，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上升。那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全球不平等正在被国家间的不平等所取代，我们会由此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不断恶化。我们决不能忽视这种情况，因为国家内部不平等也会对全球化的未来构成威胁，甚至会减少一个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益处。

　　对过去两百年全球经济不平等的回顾

　　长期而言，贫困不可能是个绝对数，贫困永远是相对的。贫困永远被定义为：一些人被剥夺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所能够拥有的财富。

　　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不同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国家间分配”，我们是以单独的一个国家作为权重;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国家个体，卢森堡也是一个国家个体。第二种定义是以人口作为权重的“国际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权重当然远高于卢森堡。最后一种定义将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纳入考虑——亦即“全球分配”。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每一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不考虑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从历史数据来看，全球收入分配经历了一大转折——在过去200年中，不平等的情况不断加剧，而近年来，这种趋势却发生了逆转。过去200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史经济学家莫里森的研究。而我们对于1820-1992年的研究也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断上升这一事实，但其中有了更多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而1989-2006年的数据却恰恰相反，这段时间中必定有一些特殊事件，导致了这一历史性转折。这一阶段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史经济学家恩格斯·麦迪逊的研究，他曾尝试复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全部历史时期的人均GDP数据。我们的研究只选取工业革命之后的数据。当然，早年的研究所涵盖的国家数量远远不及近年来的研究。1820年，联合国记录中的190个国家尚不存在;当时研究中的国家并不能完全与当今的国家相匹配。而对于1989-2006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库，这一阶段研究的数据来源相对完整。

　　相关数据表明，1820-1992年这一历史阶段，全球不平等出现了一些演变。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不平等都在不断上升且幅度较大。直到1950、1960年代，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战后，这种上升趋势变得不再明显;且199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很明显出现了下降，也就是在最后的10年中，我们看到了趋势的改变。

　　我们再来看看近年来收入分配的演变。首先是1989年到1990年间收入突然提高，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定义的改变。我之前也提到过，样本国家或组群数量从原先的33个提高到了160个。第二个变化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不再使用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而转用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这一不平等的上升也使得穷国看上去更穷、富国看上去更富了。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在哪里?我们看到，基尼系数再一次大幅降低;这20年间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是非常显著的——短短20年中，基尼系数下降了超过5个百分点，而之前的历史阶段用了40-50年才使基尼系数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绝对是全球收入分配中非常重要的事件。

　　当然，同一时期家庭收入的调查结果可能与此并不一致。事实上，家庭调查的数据并不很好，它往往会低估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分配，因为对于富人的调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调查最富有的人，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他们;而即使你找到了他们，他们也不会很乐意回答所有问题。因此，家庭调查会低估最富有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分配，从而低估不平等程度。此外，有一些人群的收入并未包括在国民账户中，因此国民账户有另外的方法来计算家庭收入。

　　再来看这20年间全球的不平等与国家间的不平等状况。数据表明，全球不平等在最近20年间的下降代表了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改善，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则恰恰相反，显示出不平等状况在不断恶化。所以人们会说，全球化进程是不好的，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这种观点与我们的研究根本不相关，他们会说：“你是对的，但我们并不在意。”那么，我们到底是否应该关注这种观点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国家间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反映了很多复杂的内涵。当我们研究国家间分配中最底层的10%国家或最低收入的16、17个国家时，便会发现：最穷与最富的国家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时，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不是最穷的国家，但如今，它绝对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今最穷的16个国家的总人口是30亿;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的人口都超过了3000万，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5000万。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最穷的国家和最富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一旦涉及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最贫困的那些国家。

　　很多人会说：“我们并不在意是否平等;我们并不介意富人更富，只要世界上的贫困越来越少。”我并不赞同这种论调。如果我们跟着上述论调的思路，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绝对贫困人口(指人均收入低于1.25美元一天的人群，这是国际组织衡量极端贫困的标准)的数量，我们会发现，贫困人口的确有了大幅下降。当然，随着不平等情况的好转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的的确确是我们意料之中的结果。过去25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势头;我们也相信未来这种趋势仍会继续。那么，为什么我还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念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一切运转良好，到2030年，世界上不再存在贫困，没有人再在1.25美元一天的生活线之下。我们能肯定说贫困不复存在了吗?那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会认为1.25美元一天的贫困线太过荒唐，根本没有人能够靠这些钱活得下去。长期而言，贫困不可能是个绝对数，贫困永远是相对的。贫困永远被定义为：一些人被剥夺了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所能够拥有的财富。

　　接下来，我们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发现，全球分配平等化的进程正在不断继续。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危机对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不相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2-3%，而其他国家(例如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2-3%。区别在于，法国因此进入了负增长阶段，而中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正值。因此，全球平等化进程在不断继续，而我们从基尼系数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经济危机并未改变全球收入分配的趋势。

　　综上所述，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全球不平等不断加剧，而自1980年代初以来，则出现了稳定趋势;此外，国家间的不平等也在不断上升。而在最近一个阶段，结论如下：如果我们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全球分配不平等下降;如果使用家庭调查数据，那么全球分配不平等状况基本保持稳定;同时，国家间分配不平等持续拉大。我相信，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关全球收入分配的争论——有人说，全球化是不好的，因为它会加剧不平等;而有的人会说，全球化很好，它会减少不平等。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可能正确，因为他们可能使用了不同定义、方法——他们根本不在说同一种语言。如果双方不在说同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之间也就很难进行辩论。

　　国家内部不平等与国家间不平等

　　所有这一切为国家内部收入均等化都做出了贡献，但它却无法抵消国家间不平等的大幅提高。全球不平等的变化基本是由于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所导致的。

　　分析表明，国家间不平等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演变路径大相径庭。全球不平等的上升大部分是由于国家间不平等的上升所导致的;而全球不平等的下降大部分是由于国家间不平等的下降带来的。而最近阶段的演变路径则全部归功于发展中国家不断下降的分配不平等。二战前不久以及二战之后，国家内部不平等有了很大下降。而这个现象的背后则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苏维埃革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所有这一切为国家内部收入均等化都做出了贡献，但它却无法抵消国家间不平等的大幅提高。全球不平等的变化基本是由于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所导致的。

　　再来看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我们对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在1985-2005年这20年间的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很多高收入国家正在经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化。美国、英国甚至瑞典、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近来的不平等状况的确在恶化。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些国家分配状况的恶化，一是初步分配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二是因为再分配效应与之前相比正在逐步减弱。

　　在美国，1979年至2004年间，收入最低的10-20%人群的实际收入变化是6%;而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实际收入变化则是69%。差距大得惊人。如果再观察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实际收入，其涨幅是176%，相当于在25年间将其收入提高了1.5倍。很明显，美国的收入状况正在经历极大的变化。当然，有的美国人并不认同这样的数据，他们会批评说：“看，顶层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有的人会将一部分收入报作个人收入，但是通常来说，这部分收入都会进入公司经营利润。”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确存在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正在慢慢恶化。这也表明：全球不平等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决定的。不断下降的国家间不平等部分地被不断上升的国家内部不平等所抵消，但是这个反向的力量在此阶段十分有限。

　　人们对不平等的不同“感知”

　　学者衡量的结果与人们的感觉往往会有很大差别。收入分配和不平等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许许多多有趣的角度。

　　如果我们认为不平等威胁到了全球化进程并因此开始研究全球收入分配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感知”是否与学者对于不平等的“衡量”相一致。事实上，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人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各种体育明星、电影明星过着奢侈的生活，花大把的钱，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拉大，而他们的感觉往往比实际要夸大得多。这是因为，人们在衡量不平等的概念时，往往会考虑更多的维度，而不仅仅考虑收入。

　　我们比较一下四个国家的人们对于本国不平等程度的感知。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公正吗?你对公正的理解是什么?它意味着平等、公平，还是其他一些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巴西人说：“我们的国家非常不公平!”与之前对于巴西不平等程度的衡量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人们的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巴西的确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远远不及巴西，但中国仍有很多人们抱怨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国家。再看荷兰，我们惊奇地发现荷兰人太过敏感了。之前我们提到荷兰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不平等程度不高，社会也很公正，但人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国家不够公正。美国也发生了同样情况，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但人们会认为社会不够公正。可见，学者衡量的结果与人们的感觉往往会有很大差别。

　　而当询问人们对于不平等状况改变的看法时，也出现了同样问题：“在过去10年中，你认为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是改善还是恶化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巴西。过去10年，巴西的不平等状况的确有所改善，受访者中有50%的人们感觉不平等状况恶化了，20%认为没有变。而在收入差距的确加大的中国，人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的加剧。美国的结果让人非常吃惊，我们之前看到的结果显示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急剧加大，但是人们却感觉没有变化。而荷兰人却说，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简直已经不能忍受了。荷兰人经历了失业危机，人们在就业方面感觉到了不平等;那些之前过着正常生活、有着固定工作的人们一夜之间就失业了，这必然会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判断。而在美国，很多人都觉得有些人变得非常富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和强调。但是，不论哪种情况，我都相信，收入分配和不平等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许许多多有趣的角度。

　　缩小全球不平等程度的政策选择及其影响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环境以保证这些政策工具在全世界发挥效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开始于1990年代的这场平等化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面对现状，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加以修正?有人会说：“你是研究全球不平等了，那你能做什么来减少全球不平等呢?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是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你根本没法增加或减少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之前也强调，虽然用基尼系数衡量的全球不平等程度在不断缩小，但是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却在不断拉大，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国家表现得并不理想。如果要影响全球收入分配，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穷的国家，比如可以通过官方国际援助来帮助这些国家提高收入等等。事实上，我特别注意到了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所作的努力。在这一例子中，国际援助并不是仅仅以换取商品为目的的。中国这一举措令人钦佩。当然，其他一些政策也很重要，比如对于贫困国家提供优惠贸易政策等等。

　　最后，我们也不能忘记国内再分配的重要性。一国采取的增长策略对于收入分配有很大影响。比如中国就产生了这样的争论，即是否应该从出口导向型政策转向国内市场以给予国内消费更多空间。当然，还有一些直接的再分配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推广，比如现金转移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程度，给予人们更多的有关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的希望。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环境以保证这些政策工具在全世界发挥效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开始于1990年代的这场平等化进程将会持续下去;或许全球公平程度能够回到19世纪的水平，那将是对维持全世界社会正义的重大贡献。当然，我们必须保证这种公平化进程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中都能展开。

　　我们也有很大的潜力去解决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问题，直接的措施包括税收、转移支付等，间接的措施包括新增投资、保证国内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机会等。

　　这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十二五”规划强调了这一重要目标。我相信，如果其他国家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世界定将更为美好。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1945年生于巴黎。现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2003-2007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并曾在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欧洲委员会社会分析顾问小组、法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担任顾问。主要研究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困、再分配、经济发展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