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积极干预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希望将这一民族问题国际化。图为车臣战争战场。　资料图片

　　国际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民族问题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政治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族问题呈现出以下六大变化趋向：

　　第一，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向度发生变化。冷战之前，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其工作目标是反对分裂，维护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冷战之后，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压力更多来自国家内部，即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等问题。可见，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但问题的切入点和重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现代大众传媒和信息革命大大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世界民族问题的了解程度。媒体的即时报道，尤其是痛苦影像的实时传播，确实产生了对民族问题进行国内管理和国际干预的强大压力。

　　第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活动更加突出。民族分裂问题虽不是民族问题的全部，但它是民族问题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加剧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对世界民族问题产生负面影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未经全民公决就单方面宣布独立;两年后，2010年7月23日，国际法院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上述事件有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影响”，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科索沃的地区，他们正盼望着科索沃独立能被国际社会看做可被接受的范例。

　　第三，导致民族冲突的原因更加复杂。首先，社会排斥政策导致严重的民族冲突。近年来，有些国家制定了公开歧视宗教、少数民族的政策，如规定只有信奉国教的人才能成为公民，担任公职的人必须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科特迪瓦内战就是这一类型冲突的典型事例。其次，环境、资源问题日益诱发民族冲突，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尼日利亚高原州问题等。因此，在对此类问题进行分析时，必须系统地考虑到环境和资源因素的作用，如土地使用权和保有权、木材砍伐、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贸易以及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的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再次，所谓的“民主”化浪潮激化了转型社会的民族冲突。最后，宗教因素往往与民族冲突相互交织，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西方国家正在积极塑造世界民族问题及冲突管理的话语体系。例如他们最近倡导的一些新理念，如“保护的责任”、“建设和平”等。上述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不能对一国内部的民族危机事件置之不理，甚至要进行必要的国际干预。其中，“维持和平”的目标是西方国家热衷的“自由民主模式”，即民族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上实现市场经济，政治上实现民主制度。故此，修改宪法、举行大选、建立多党制度、健全公民社会等措施往往就被西方国家看做治愈民族冲突的“灵丹妙药”。

　　第五，主权国政府在民族冲突管理中的位序和作用发生转变，即由“政府管理”转化为“全球治理”。传统的民族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是唯一行为体，并且扮演领导者角色;在新的冲突管理体制中，主权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等众多行为体均为利益攸关者，强调多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管理。此外，冲突管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除外交斡旋外，军事干预以及人道主义干预力度加大。在此背景下，安全的概念也由国家安全、领土安全转为平民安全，即由确保国家之间无战事转换到确保任何平民群体免遭侵犯。

　　第六，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大国战略利益的关联更加紧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民族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如对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印度的“七姐妹邦”等分裂问题，持“促和”立场，希望将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力防止问题的激化;但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索马里的索马里兰、俄罗斯的车臣、南苏丹及达尔富尔等问题，则支持民族分裂势力，希望将民族问题国际化，并不断为国际干预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