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如何解决?中国律师怎样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为它们“保驾护航”?

　　日前，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中国律师杂志社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法律服务全球化高峰论坛”上，多位国内法学专家、中外优秀律师代表及业内人士围绕上述话题纷纷建言献策，探讨“护航”的路径与走向。

　　中国律所国际化“探路”应予鼓励

　　“现在我国对外投资越来越多，例如，在澳大利亚购买铁矿，在巴西开采木材，在欧洲收购企业……”上海市立法研究所所长张凌说，在与国内差异较大的投资环境中，企业特别需要配套的法律服务，把风险控制到最小，并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收益。

　　“中国公司赴海外投资，最大的问题往往是法律问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主任梅向荣说。以往，许多中国企业在国外都曾遭遇过法律障碍乃至法律困境，因此带来的损失数以亿计;还有的情况是，中国律师只能提供低端的法律服务，企业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律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优秀律师一起走出去，通晓当地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熟悉国际经济的惯例和游戏规则，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帮助，但这方面我们确实面临一个瓶颈。”张凌表示。

　　与会者介绍，中国律师事务所已开始了国际化布局的探索。例如，盈科律师事务所已先后在匈牙利、意大利注册成立分所，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目前，设立巴西分所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能够在海外布局，这个发展轨迹令人高兴，更需要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指出，与经济全球化同步，法律服务业也在迅速经历一个全球化巨变，中国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

　　律师培养：要有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

　　张凌说，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律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务之急是更好地适应这方面需求，产生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

　　“机遇面前，我们的人才培养还面临两大困难。”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教授坦称，一方面，外语沟通技能的培养不足，很多教师和学生离充分了解国外文化、历史和价值取向，就法律问题进行自由交流尚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教学思路因循守旧，从书本到老师，从老师到学生，很多实务问题在课堂上都被简单化处理。

　　申卫星建议对中国法学教育进行必要的改革：一是以理论教育为主向执业教育转变，让学生有机会参与更多实务操作;二是从规范法学向实证法学转变，结论的得出应以数据和事实为支撑;三是法学研究从学科主导向问题主导转变，发展更多以问题为主导的法学研究，如网络法、环境法、国际法等。

　　他还特别强调“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培养理念。“希望我们的律师既有良好的中文功底，又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努力学习外国法律，做到中外的法律都懂;还要坚持国家观念，始终牢记学法是为了中国的法治实践。”

　　中外律所合作或是捷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律师花上好几年在法学院里学习，然后走向工作岗位，可能并没有足够时间到国外去学习，深入了解国外的情况。”盈科律师事务所中东欧地区管理合伙人瓦奈·鲁伯特表示，中国律所找到一个好的外国律所结为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国外市场，或许是一条可行的捷径。

　　中英律师协会创始人马修·汤森德介绍，律师事务所从内部组成体系来说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国家的律师为主导的律师事务所，另一种是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律师组成的律师事务所。两者都可以作为中国律所国际化和中国律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马修·汤森德也给出了另一种合作模式，即国际间的律师合作，而不是律所的实体联合。

　　“应该首先实现中国最顶尖律师的国际化，这包含两点：一是充分掌握英语技能，这在国际法律服务中越来越重要;二是中国律师具有在国外受教育以及在国外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马修·汤森德说。

　　“律师单兵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不同专业、不同种类的律师组成团队，提供综合化法律服务。”瓦奈·鲁伯特还建议，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律师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出一些信息，让外界了解自己，这样才能不断处于有利的地位。

　　“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中国律师应该‘走出去’，实现中国法律服务的国际化，这是一个共识，而且是战略性的安排。”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表示，希望中国律师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引导中国企业更多、更好、更快、更规范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