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无疑，这对推动当下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的改革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从两会代表的发言看，对于如何解决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观点：首先，教育部的权力过大，对高校管得太严太死(艾洪德代表语)，在高校办学上，应该下放部分权力(朱清时委员语);其次，教授被边缘化，制约高校发展，应该注重提高教授的主人翁地位(刘经南委员语);再次，大学的领导应该去学术化，即做行政的不要做学术(朱永新委员语)。

　　我赞同上述观点，它们给未来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体制下，中国高校该怎样“去行政化”呢?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思考题，乃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高校在近期内还不大可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哪怕是“部分权力”，大学的领导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也不大可能完全去学术化，教授在短期内也还不大可能完全从边缘走到中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操作层面上说，中国高校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高校体制的内部，厘清“行政化”的本质所在，或许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我一直以为，人们认为高校“行政化”倾向严重必须加以改进的观点是对的，但用词容易造成误解，以为高校只要教授治学甚至是治校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有人为“行政化”辩护时会发出这样的“责难”：难道大学就不要行政管理了吗?——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我过去提出过一个看法，那就是，用“去行政化”不如用“去官化”来得更加确切，似乎也不容易引起更大的误解。用“官化”来形容，是因为目前的高校，不仅外在像政府机构，内在也是按照政府机构的机制来运作的，高校内部的管理人员更像是官员。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当下高校“行政化”——即“官化”的本质所在。那么，应该如何“去官化”呢?从本质上说，就是高校要脱离政府机构那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运作模式，而要让高校内部的管理范式真正为高校的使命、责任和师生、员工负责任。

　　这话说起来容易，但该如何操作呢?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的情况下，高校在呼吁教育部和政府各级管理部门下放权力的同时，似乎都在等待，也就是在等待上级放权之后再进行改革。我当然很清楚，在上级掌控行政、人事、财务等等大权的时候，要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用举步维艰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从高校内部的管理运作来看，也并非没有可以先走一步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说，等待不是办法，要只争朝夕，那该如何做呢?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高校该如何改革，大家基本上也有共识，当下最需要的，应该是能够担当和敢于担当的改革者。这个改革者，既可以是高校的领导(比如党委书记、校长等)，也可以是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也可以是各个院系的领导。目前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高等教育改革呼之欲出，仿佛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改，但却少有人去做实验，反倒是都在等待着南方科技大学能够趟出一条道来。这样的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第二，任何一级的改革者或者任何一个敢于担当的改革者，都应该注重制度建设，而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基石就是：要努力打造一个决策过程“自下而上”的平台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教授委员会还是广大师生，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当下高校的现实情况看，无论学校也好，职能部门也好，抑或是院系也好，要想做到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应该不难，难的是想不想做、如何做以及如何不把“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当作是推卸自身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经西方高等教育实践证明了的可行之道。

　　第三，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需要由来自“下”方的相关人员的学术水准与职业操守作支撑，更需要健全的机制或制度加以制约。由此而言，在高校改革的浪潮之中，作为高校主体的广大师生，特别是教师，应该更加具有主人翁意识，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谋求发展，承担起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我想，如果有了改革的先行者，有了来自师生的大力支持，搭建了良好的制度平台，这三方面的合力，一定会加快中国高校改革的步伐，也一定能使中国高校在新世纪更健康稳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