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具有具体、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一概念往往被当做抽象化、实体化范畴来理解，脱离了具体的问题语境，从而使其思想内涵和现实指向也变得模糊不清。应该从马克思社会概念与现代性的相互关联着手，在反思现代性的现实语境中，深入解读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多重向度与当代价值。

　　我们利用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现实的个人”反对“抽象”的个人等等。但是，当我们不断去“揭示”并“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时候，其实我们恰恰忽略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最重要的理论旨趣，那就是批判和改变现存社会，这其中包括批判改造现实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批判改造现实个人的存在方式，批判改造飘浮在“空中”的观念形态。

　　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历史性维度还体现在其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上。在“历史性”的意义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也不存在一个永恒的社会理想图景。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性”观念同样可以运用于对其自身思想性质的界定。而这恰恰在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被忽视了，我们总在无形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看作是绝对有效的分析工具，看作可以随便套用的解释原则，但是却没有对这一分析方法和解释原则本身进行历史性理解。具体到对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理解上，我们经常把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活”的判定作为“实体性”的“理想图景”，还认为那样的图景是我们最终可以达到的固定的“社会存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从没有“非历史”地设定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先验”描绘一个“只此一家”的“理想图式”。马克思对社会概念的分析让我们知道，未来社会是个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自觉创造，在此情形下，“好生活”以及个体的“生活方式”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时有效的解释原则，或者把唯物史观作为不变的历史法则来裁决现实生活，都是“超历史”的旧形而上的残余。在此意义上，当波普、哈耶克等人极力抨击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决定论”的时候，当弗朗西斯 福山等人援引马克思鼓吹“历史的终结”的时候，他们是以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变革为前提的，他们加于马克思头上的恰恰是马克思已经扔掉的东西。

　　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是关于新的“社会生活”何以可能的这样一个“价值目标”，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图式”，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可以去奋斗、去创造的“好生活”理想，而且提供给了我们实现这一“理想”需要确立的诸多可能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必然”的永不可能更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的生命的存在，我们的个体选择以及我们自身的观念都应该得到尊重，而未来“社会生活”也在此意义上才是值得追寻的。

　　马克思从来没有无时间性地勾画人类解放的理想途径，而是在不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阐发他的未来社会构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看到，即使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他依然不忘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详尽描画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蓝图，而是在其晚年时光中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古代社会史。究其实质，我们认为是马克思始终不愿看到他的理论被僵化或被机械地加以套用。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严厉批评了那些把他的理论作为公式和教条的做法，“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更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从众多的论述中我们都能够发现，马克思不想充当那种天启式的先知和预言家。

　　(2011年第1期《山东大学学报》卞绍斌)